春秋时期，吴国在吴王寿梦的统治下走向强盛，成为东南一方的霸主。然而，寿梦的离世却为吴国埋下了长达数十年的权力纷争种子——他留下的“兄终弟及”遗命，不仅打破了周礼嫡长子继承制的传统，更将四个儿子的命运与吴国的未来紧密交织。这场围绕王位传承的博弈，既是血缘亲情的考验，也是权力欲望的碰撞，最终在季札的三次推让中，谱写出一段充满争议与传奇的历史篇章。
一、寿梦的遗命：贤能之选与制度突破
周灵王十一年（公元前561年），吴王寿梦病危之际，召集四个儿子诸樊、馀祭、夷昧、季札到病榻前，留下了一段影响吴国命运的遗嘱：“汝兄弟四人，惟札最贤，若立之，必能昌大吴国。我一向欲立为世子，奈札固辞不肯。我死之后，诸樊传馀祭，馀祭传夷昧，夷昧传季札，传弟不传孙，务使季札为君，社稷有幸。违吾命者，即为不孝，上天不祐。”
寿梦的选择源于对季札贤能的认可。季札不仅精通礼乐，更以卓越的政治眼光和外交才能闻名诸侯。他出使鲁国时，能准确分析周王室与诸侯国的盛衰大势；在齐国劝晏平仲“献出封邑，以免日后有累”；在郑国预言子产将“执掌政事”；在晋国断言韩、赵、魏三家将三分晋国。这些预言后来均被历史验证，足见其远见卓识。
然而，寿梦的遗命也暗含矛盾：他既想通过“兄终弟及”确保季札继位，又试图以“不孝”的道德约束迫使儿子们遵守规则。这种制度突破，既是对周礼的挑战，也为后续权力斗争埋下了伏笔。
二、诸樊的坚守：以死践行父命
寿梦去世后，长子诸樊继位。他深知父亲遗愿，服丧期满后便提议让位给季札：“这是父亲的遗志！”但季札以“礼有旧制，不能因父子感情而废先王礼制”为由坚决推辞，甚至舍弃王室生活，前往舜柯山种田隐居。
诸樊并未放弃。他在位十三年间，始终以“早日完成父命”为己任，甚至每日祈祷上苍让自己速死，以便将王位传给二弟馀祭。这种近乎自虐的坚守，既体现了他对父亲的孝道，也暴露了“兄终弟及”制度对人性异化的可能——当王位传承成为道德枷锁，继承者可能陷入自我否定的困境。
公元前548年，诸樊在攻打巢国时中箭身亡，临终前遗命传位给馀祭，并明确要求“依次传至季札”。他的死亡，成为“兄终弟及”链条的第一环，也为后续传承定下了悲壮的基调。
三、馀祭与夷昧的接力：权力传递中的变数
馀祭继位后，继续执行兄长的遗命。他在位四年（公元前548年—前544年），期间吴国国力稳步提升。然而，一场意外打破了传承的平静——馀祭在视察战船时，被越国俘虏刺杀身亡。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夷昧仓促继位。
夷昧在位十七年（公元前544年—前527年），是寿梦四子中执政时间最长的。他延续了“兄终弟及”的传统，却在临终前遭遇了与父亲相同的困境：季札再次拒绝继位。夷昧试图以“先王遗命”说服弟弟，但季札以“逃位”回应，最终隐居于延陵（今江苏常州），以耕种为生。
夷昧的死亡，标志着“兄终弟及”链条的断裂。按照遗命，王位应传至季札；但按照现实，季札的逃避使传承失去合法性。这一矛盾，直接引发了吴国权力结构的动荡。
四、季札的三次推让：道德高地与权力真空
季札的推让，是这场权力博弈的核心。他三次拒绝王位：第一次在父亲寿梦病榻前，以“立长不立幼”为由；第二次在兄长诸樊让位时，以“舍弃王室生活”抗议；第三次在夷昧临终时，以“逃位”彻底决裂。
季札的坚持，源于对周礼的忠诚与对权力欲望的克制。他曾在出使徐国时，因徐君喜爱其宝剑而心许之，后徐君去世，他仍“解剑系之徐君冢上树”，践行“不以死背心”的承诺。这种道德洁癖，使他不愿卷入权力斗争，甚至宁愿放弃王位也要守护个人原则。
然而，季札的推让也造成了权力真空。夷昧死后，吴国大臣被迫打破“传弟不传孙”的遗命，拥立夷昧之子僚为王。这一决定，虽符合“国不可一日无君”的现实需求，却彻底激怒了诸樊之子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阖闾）。公子光认为，既然季札拒绝继位，王位应回归长房长孙，而非三房的公子僚。这种认知差异，最终引发了专诸刺杀王僚的政变，将吴国拖入内乱深渊。
五、历史回响：制度、道德与权力的三角博弈
寿梦四子的继位顺序，本质是一场制度、道德与权力的三角博弈。寿梦试图以“兄终弟及”突破周礼，却因忽视人性欲望而失败；诸樊、馀祭、夷昧以生命践行父命，却无法改变季札的道德选择；季札的推让虽赢得后世赞誉，却使吴国陷入长期动荡。
这场博弈的结局，是公子光通过刺杀僚夺取王位，建立吴王阖闾的统治。阖闾任用伍子胥、孙武等人才，使吴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但这段辉煌背后，仍隐藏着“兄终弟及”遗命的阴影——阖闾之子夫差因沉迷权力而亡国，恰似对这场权力游戏的最讽刺注脚。
寿梦四子的故事，至今仍引发深思：当制度与道德冲突时，个体应如何选择？权力传承中，血缘、才能与规则孰轻孰重？或许，正如季札在徐君冢前的那把宝剑，真正的答案不在权力本身，而在人性对道德的坚守与对制度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