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同文”作为中华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策，其核心目标是通过文字的统一促进文化认同与国家治理。这一理念贯穿中国历史两千余年，从秦始皇的强制性文字改革到当代学者的理论探索，始终承载着对“大一统”的深层追求。
一、秦始皇：首次实践“书同文”的帝王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后，面对诸侯国文字异形、政令难通的困境，采纳丞相李斯建议，推行“书同文”政策。这一改革包含三个关键层面：
淘汰异体字：废除六国文字中与秦文差异较大的字形，如楚国“马”字与秦国“马”字的迥异写法。据《说文解字》记载，李斯等人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吸收六国文字的合理成分，创制出笔画匀整、结构严谨的“小篆”作为官方标准字体。
推广简化字：程邈在狱中整理民间流行的隶书，因其书写便捷，被确立为日常文书字体。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显示，隶书在秦代已广泛用于法律文书，与小篆形成互补。
构建文化认同：秦始皇通过七通刻石（如泰山刻石、琅琊刻石）宣扬功绩，所有碑文均以小篆书写，使文字成为国家权威的象征。郭沫若评价称：“小篆是汉字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桥梁，此后中国虽历经分裂，文字始终统一。”
二、吕应利：现代“书同文”理论的开拓者
2011年，延安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吕应利提出“书同文·音同文”课题，将传统文字统一理念扩展至语音层面。这一理论包含双重维度：
形码统一：主张通过字形标准化实现“书同文”，例如推广规范汉字、简化异体字，解决“一义多字”问题。其研究参考了秦代“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的思路，但强调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动态字形数据库。
音码标准化：借鉴国际音标系统，探索汉语语音的精确记录方式，以解决方言差异导致的交流障碍。吕应利指出，秦代虽未实现“音同文”，但《尔雅》《方言》等著作已体现对统一语词的追求，现代研究需在此基础上构建科学化的语音规范。
国际视野：课题对比世界语（Esperanto）等国际辅助语运动，提出“书同文”需兼顾民族特性与全球通用性。例如，汉语拼音方案已助力汉字国际化，但需进一步优化以适应多语言环境。
三、从强制规范到理论创新：书同文的精神传承
秦始皇与吕应利的实践虽相隔两千余年，却共享着对文化统一的深层关切：
秦代模式：以行政力量强制推行文字改革，通过“焚书坑儒”等极端手段消除文化异质性。这种“自上而下”的路径虽短期内实现文字统一，但未解决方言差异问题，埋下六国遗民反抗的隐患。
现代探索：吕应利提出“书同文·音同文”理论，强调通过学术研究、技术标准制定等方式推动文字与语音的渐进统一。例如，其课题组开发的“汉字形音义数据库”已收录超10万汉字字形，为形码统一提供数据支撑。
历史启示：四川师范大学教授汤洪在《“书同文”“语同音”的历史演变》中指出，秦代“书同文”奠定了汉字“形意一体”的基础，而现代研究需在尊重语言多样性的前提下，探索“多元一体”的统一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