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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巴特: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双重变奏

作者:Marshall2025-08-20      来源:爱上历史

在20世纪法国思想版图中,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始终是一个无法被简单定义的坐标。他以“语言和风格的美妙国度”为战场,在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浪潮中穿梭,用符号学、文本理论、神话分析等武器,拆解了文化、文学、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密码。这位终身未婚的学者,用思想的锋芒在学术史上刻下两道清晰的轨迹:结构主义的奠基者与后结构主义的先驱者。

一、结构主义时期:符号学的“考古学家”

巴特的结构主义思想,根植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传统。1957年出版的《神话学》是他向结构主义迈出的第一步。在这部由54篇短文组成的著作中,巴特将“神话”定义为一种“二级符号系统”:第一层是能指与所指的直接对应(如“玫瑰”指“花”),第二层则是社会将“玫瑰”转化为“爱情”的象征,通过这种“自然化”过程,意识形态得以隐蔽地传播。例如,他分析法国杂志封面上的黑人士兵向法国国旗敬礼的照片,指出这一图像通过“能指”的组合(士兵、国旗、军礼),构建了“法兰西帝国是文明传播者”的“所指”,掩盖了殖民统治的暴力本质。

1964年,巴特在《图像的修辞》中进一步拓展符号学边界。他提出,图像与文字的关系已发生历史性颠倒:文字不再是图像的解释者,反而成为图像的“寄生物”。例如,广告中“新鲜”一词的字体设计(如手写体、倾斜角度)本身就在传递“自然”“健康”的隐喻,文字的意义被图像的视觉修辞重新编码。这种分析为视觉传播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影响了后世对广告、电影、摄影的符号学解读。

1970年出版的《S/Z》是巴特结构主义思想的巅峰之作。他以巴尔扎克的小说《萨拉辛》为文本,将其拆解为561个“代码单元”,并归类为五种代码:阐释码(情节逻辑)、语义码(文化常识)、象征码(深层隐喻)、行动码(人物行为)、文化码(社会规范)。通过这种“显微镜式”的分析,巴特证明:文本的意义并非由作者赋予,而是由读者通过解码过程重构。这一观点颠覆了传统文学批评对“作者意图”的崇拜,为结构主义文本分析提供了方法论范式。

二、后结构主义转向:“作者之死”与文本的狂欢

1967年,巴特发表《作者之死》,成为他向结构主义告别的宣言。受德里达解构主义影响,他提出:作者并非文本意义的源头,而是“现代抄写员”,其功能仅是将语言组合成文本。一旦文本完成,作者便“死去”,意义由读者在阅读中生成。这一观点彻底解构了传统文学批评的“作者中心论”,为后结构主义铺平道路。例如,在分析《红楼梦》时,巴特会拒绝探讨曹雪芹的创作意图,而是聚焦于文本中“黛玉葬花”“宝玉摔玉”等场景的符号系统,分析它们如何通过反讽、隐喻等手法,构建出“封建末世的挽歌”这一多重意义网络。

1973年出版的《文本的愉悦》进一步深化了后结构主义立场。巴特区分了“可读文本”(封闭性、单义性,如侦探小说)与“可写文本”(开放性、多义性,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他认为,真正的文学应属于“可写文本”,其魅力在于读者可以参与意义的再生产。例如,阅读《哈姆雷特》时,读者会根据自身经历,对“生存还是毁灭”的独白产生不同解读:有人看到哲学沉思,有人感受到行动迟疑,有人联想到现代人的存在焦虑。这种“文本的狂欢”打破了作者权威,使文学成为一场永无止境的意义游戏。

三、双重变奏:从“科学的批评”到“身体的写作”

巴特的思想轨迹并非简单的线性演进,而是呈现出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交织。早期,他以“科学的批评”为目标,试图用符号学建立客观的文化分析框架。例如,在《流行体系》中,他通过分析1950年代法国时尚杂志的服装描述,揭示“书写服装”如何通过语言修辞(如“优雅”“简约”)构建消费欲望。这种分析强调符号系统的逻辑性,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形成呼应。

然而,随着母亲去世(1977年)和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影响,巴特的思想逐渐转向“身体的写作”。在《恋人絮语》中,他放弃传统学术写作范式,以碎片化、主观化的方式,记录恋爱中的语言游戏(如“我爱你”在不同语境中的语义漂移)。这种“身体经验”的介入,使他的理论从抽象符号分析回归到具体生活情境。例如,他分析“情书”中的“我爱你”时指出:在匈牙利语中,这一表述无法被拆解为“我”+“爱”+“你”,而是作为一个整体,伴随特定情境(如约会时的紧张、分别时的眷恋)产生意义。这种分析将语言与身体经验紧密结合,为后结构主义增添了情感维度。

四、思想遗产:从法兰西学院到全球学术场

巴特的影响力远超法国国界。1976年,他成为法兰西学院首位文学符号学讲座教授,其课堂座无虚席,听众包括学生、游客甚至退休老人。他的学生克里斯蒂安·麦茨将符号学应用于电影分析,开创了电影符号学;福柯在《词与物》中借鉴巴特的符号系统理论,分析知识型的历史变迁;德里达则通过与巴特的对话,完善了解构主义理论。

在中国,巴特的思想同样引发广泛共鸣。20世纪80年代,他的著作被引入中国学术界,影响了新一代文学批评家。例如,汪民安在《谁是罗兰·巴特》中评价:“巴特构建了一个语言和风格的美妙国度,在这里,文本是自由的,读者是至高无上的,意义是流动的。”这种评价精准概括了巴特思想的核心:对传统权威的解构,对多元意义的开放,对个体经验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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