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东海郡承县（今山东枣庄峄城区）的匡衡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的贫苦家庭。家中无钱购置灯油，夜晚的黑暗成为他求学路上最大的阻碍。然而，这个少年并未向命运低头——当他发现邻家烛光透过墙壁缝隙透入时，用竹片悄悄凿穿土墙，将透光孔扩大至铜钱大小。微弱的烛光透过孔洞洒在书卷上，匡衡借着这束光，在漏风的茅屋中逐字研读《诗经》《论语》，甚至将《诗经》解读得自成一家，留下"匡说《诗》，解人颐"的佳话。
为获取更多书籍，他主动到县里大户文不识家中做雇工，不要分文报酬，只求能遍读藏书。文不识被其诚意打动，不仅开放藏书，还资助他购置笔墨。这种"佣作求书"的智慧，让匡衡在二十岁时已通晓五经，成为乡里闻名的学者。他的故事被收录在《西京杂记》中，"凿壁偷光"的典故由此流传千年，成为寒门学子突破物质困境的象征。
仕途青云与权力博弈
汉元帝即位后，匡衡的经学造诣获得赏识。他从郎中起步，十年间连升七级，最终官至丞相，封乐安侯，食邑三千一百户。在权力巅峰时期，他主导推行"减宫室、省靡丽"的德政，主张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甚至敢于弹劾权倾朝野的中书令石显。当石显结党营私、祸乱朝政时，匡衡联合御史大夫张谭上书揭发其罪状，最终使石显被罢官流放，途中忧愤绝食而死。
这场政治博弈看似胜利，却埋下隐患。匡衡在权力斗争中逐渐迷失——他利用地图误差，将封地边界私自南移四百顷，非法侵占土地四万余亩。更讽刺的是，其子匡昌酒后杀人，竟因父亲权势得以免罪。这些行为与少年时"佣作求书"的清廉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暴露出权力对人性的腐蚀。
贪欲铸就的末路悲歌
汉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司隶校尉王骏以"专地盗土"罪名弹劾匡衡。调查发现，匡衡明知封地丈量错误，却默许下属将错就错，将多出的土地纳入私产。这种"将错就错"的贪婪，最终导致他被削去侯爵，贬为庶民。从丞相到平民的落差，让这位六旬老人难以承受——他拖着病躯返回故乡，在破旧的茅屋中度过最后时光，死后连具体卒年都未被史书记载。
历史镜鉴：才德辩证的永恒命题
匡衡的人生轨迹犹如一面镜子：少年时凿壁借光的坚韧，彰显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力量；中年时弹劾奸臣的勇气，体现了士大夫的担当；而晚年贪腐的堕落，则揭示了权力监督的必要性。班固在《汉书》中评价他"位极人臣，而贪于土地"，这种"才高而德薄"的结局，让后世文人扼腕叹息。
从敦煌莫高窟的"凿壁借光"壁画，到现代教材中的励志典故，匡衡的故事始终在提醒我们：物质匮乏可以通过智慧突破，但精神堕落却会摧毁一切成就。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所言："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匡衡的悲剧，正是对这句话最深刻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