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和溥杰从北京故宫中盗运出的奇珍异宝，虽然曾在醇亲王府内集中存放了一段时间，但他们庆幸的是已全部转移到天津日租界那个安全所在，这就足以保证他一生的荣华富贵。
关于事情的经过，我们还是听听当事人溥佳对此的回忆：“这批古玩运往天津时，又费了一番周折。这些书籍、字画，共装了七八十口大木箱，体积既大、数目又多。在出入火车站时，不但要上税，最害怕的是还要接受检查。恰巧当时的全国税务督办孙宝琦是载抡（庆亲王载振胞弟）的岳父。我找了载抡，说是醇亲王府和我们家的东西本要运往天津，请他转托孙宝琦办一张免验、免税的护照。果然很顺利地把护照办妥，就由我把这批古物护送到了天津，全部存在戈登号路一六六号楼内。有了这批稀世之珍来做溥仪将来生活和留学的雄厚资本，所以认为去天津居住最为相宜，可以说是有恃而无恐。”
在日本公使馆的三个月中，溥仪得到了日本主人的殷勤照料，他的“野心和仇恨…… 日夜滋长着。我想到这样待下去是不行的，我应该为我的未来进行准备了”。１９２５ 年２ 月２３ 日，溥仪在日本公使馆书记官池部等人的陪同下，悄悄地从北京前门车站上了一辆三等兵车；溥仪把平素绝不轻易摘下的眼镜摘了下来，把他那顶帽子深深地往下戴了又戴。这节车厢每到一站都要上来几个穿青色衣服的日本便衣警察，到天津时，一车厢几乎全是穿青色衣服的人；出站时，溥仪被他们包围着裹了出去。就这样，溥仪在日本人的特殊保护下来到了天津。
正如溥仪曾对他的亲信随侍李国雄所说：“那天经化装后乘马车离开公使馆，郑孝胥、罗振玉以及随侍祁继忠、赵荫茂扈从，到前门老火车站以后，为缩小目标，几人暗中相随，明面上各走各的。不知怎么，登车时还上错了车厢，跑到兵车上，因内心害怕不敢再动。车过丰台，他才由暗中保护者引导进入预定车厢。车到廊坊，从站台跳上两三名身穿青色衣服的人，就坐在他附近。再向前走，每到一站都会跳上几名穿青色衣服的人，互相之间都板着面孔，谁也不说话，摆出严阵以待的样子。等到了天津老龙头车站，车厢里百分之七十都是穿青色衣服的人了。下车时，这些人都尽心尽力护卫他，对旁边的旅客却连踢带打，一点儿都不客气。出站口当时人太多，只见穿青色衣服的人蜂拥而上，把他裹在中间护送出站，若有敢挡者都要遭受拳脚之苦。出站之后早有汽车迎候，他便一溜烟地进了日租界大和旅馆，第二天移住张园。
溥仪心里很明白：那些穿青色衣服的人，都是日本秘密警察，他的这次出行，完全由北京和天津的日本人策划、安排，为了尚未到来的某种历史契机，日本的政策制定者早已决定喂养溥仪这只笼中之鸟了。
溥仪秘密潜往天津后，开始了他长达七年的“寓公”生活。
刚安顿下，便急忙将存放的珍宝秘密转移过来
溥仪为了讲究逊帝的排场，购置了大量高档消费品。首先，他买进了三辆高级轿车，一辆是淡青色的轿车，专供出游兜风使用；一辆是蓝色的大轿车，专供冬、春两季使用；一辆是黄色的轿车，专供夏季出访迎宾使用。其次，“像钢琴、钟表、收音机、西装、皮鞋、眼镜，买了又买，不厌其多”。
溥仪在天津过着似乎是十分悠闲的“寓公”生活，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溥仪的心中始终被两大心愿缭绕着。其一为政治心愿。岁月的推移不但没能泯灭溥仪“敬天法祖”、“恢复祖业”的幻想，他的复辟之心反而与日俱增，变得更为迫切，行动上表现得更为积极，他加速了与国内封建复辟势力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勾结。
其二也可称之为经济心愿。溥仪魂牵梦绕的还是他从北京故宫中盗运出的那批国宝的安危。溥仪在张园刚刚安顿下，便急忙将存放在戈登路的那些字画珍宝秘密地转移过来。其中包括历代的书画手卷３０箱近１３００件，册页２ 箱７０件，挂轴１箱２１件。装这些宝物的箱子是统一尺寸、样式，箱长１米、宽４０厘米、高５０厘米，均为松木制成的中间立柱开两扇门的普通木箱。而那５００多函的宋元善本书也分别装入３５个箱长７０厘米、箱高７０ 厘米、箱宽４０厘米的长方形松木箱内。还有装古玩珍宝的大金库２个以及装３００ 余件皮张的大躺箱８ 个。
这批字画珍宝安全顺利地转移到了溥仪的身边，令他欣喜万分、兴奋异常，自从被赶出北京故宫后这是一件最让他开心的事情了。虽然溥仪早已在外国人办的华比银行以“浩然堂”的名义存入了大批的款项，同时在关内外还拥有大量的土地，也就是清朝入关后“跑马圈地”弄来的所谓“皇产”，仅当时直隶省的皇产，不算八旗的就有１２ 万垧。这些土地租赁出去变相剥削成千上万的农民，使他们终身用劳动所得向其献纳贡租。溥仪的房产收入也是一笔可观的数字。但这些溥仪认为只是一种不稳定、保障系数不高的浮产，成为不了一生的依靠。而由京盗运来的大批历代法书名画珍宝，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
在北京故宫时拥有的奇珍异宝，取之不尽、用之不完，溥仪对民间的珍品是不屑一顾的。可在天津过他“寓公”生活时的情况则不同，一方面要满足他的占有之嗜好，另一方面又要满足他的挥霍之欲望，所以他购买了大量古物和名贵的金银首饰。如在天津仿衣街的同泰祥瓷器店购买了一批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