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文坛，前代遗留的文人或溺于空疏讲学，或耽于辞藻堆砌，古文创作长期失去了清晰的法度与坚实的内核。方苞以毕生精力深耕古文义理与文法，在颠沛的人生境遇中摸索出“义法”理论，为清代桐城派古文体系筑牢了最初的根基，被后世尊为桐城派初祖。
方苞的学术与文学生涯始终与坎坷相伴。他早年以江南乡试第一的文名享誉文坛，却因《南山集》案牵连入狱，在狱中历经近两年生死考验，亲眼目睹司法体系的黑暗残酷，也写下了《狱中杂记》这样直击现实的传世名篇。出狱后他以布衣身份入直南书房，此后历任武英殿修书总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等职，半生治学、修书、撰文，始终未曾放下对古文法度的打磨。
他提出的“义法”二字，是桐城派文论的核心纲领。方苞明确阐释：“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主张文章要以充实的儒家义理为内核，同时以严谨的章法结构排布内容，做到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他反对空洞无物的浮辞，也排斥只讲辞藻堆砌的骈俪文风，要求古文语言必须做到“清真雅正”，删去一切冗余的冗辞，最终达到“一字不可增减”的凝练境界。
方苞的创作始终严格践行自己的文论主张。《左忠毅公逸事》以极简的笔墨勾勒史可法与左光斗的师生气节，无一处多余修饰却风骨凛然；《狱中杂记》以冷静洗练的笔触记录狱中的种种乱象，叙事脉络清晰，议论藏于平实叙述之中，没有激烈批判却力重千钧。他的文章既继承了归有光唐宋派的古文传统，又跳出了前人零散的创作经验，为古文建立起一套可遵循、可传授的系统法度。
作为桐城派的开山人物，方苞的“义法”之说直接影响了此后刘大櫆、姚鼐的文论发展，三人并称“桐城三祖”，让桐城派主盟清代文坛两百余年。后世遍及全国十九省的千余名桐城派作家，无不以方苞的“义法”为入门准则。他以毕生严守的创作原则，为中国古代散文最后一个完整流派，埋下了第一颗坚实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