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学派鼎盛的清代中叶，钱大昕以“学究天人，博综群籍”的通儒格局，跳出当时多数学者专治一经的局限，以毕生精力遍考历代正史，完成百卷巨著《廿二史考异》，系统订正从《史记》到《元史》二十二部正史中的海量文字讹误、史实疏漏与典章错谬，把中国传统史学考据推向了前所未有的严谨高峰，被后世公推为乾嘉时代成就最高的考史大师。
江南才俊，在士林交游中铺就通儒底色
钱大昕是江苏嘉定人，早年便以诗赋闻名江南，与王鸣盛、王昶等人并称“江左七子”。乾隆十六年，他在乾隆帝南巡时迎驾献赋，被特赐为举人，之后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任职，在京期间与戴震、纪昀、赵翼等当时第一流的学者朝夕切磋学问，在经史之外，广泛涉猎天文历算、音韵训诂、金石地理等多个领域，年纪轻轻便以学识渊博名动朝野。
他在京城为官的十余年里，每日退朝之后便闭门读书校勘，“丹黄不去手”，只要发现史书中的一处疑点，便立刻广搜各类文献比对考证，随手记录下自己的考辨心得。这份长期的点滴积累，为他后来系统撰写考史著作打下了无比坚实的基础。
三十年沉潜，以实事求是精神考辨全史
乾隆四十年，钱大昕辞官归乡，此后不再出仕，专心著述与讲学。他把此前数十年积累的考史心得系统整理，历时近三十年打磨，最终完成一百卷的《廿二史考异》。这部著作以武英殿本正史为底本，参校数十种宋元旧刻本与稀见抄本，对二十二部正史中的文字脱衍、史实矛盾、舆地沿革、官制变迁、氏族谱系、辽金国语、蒙古世系等诸多内容，逐条进行严谨考订，订正了历代正史中流传数百年的大量讹误。
他的考史秉持“实事求是”的核心准则，从不先立门户之见，每一条结论都有多重文献相互印证，绝不做无根的空泛议论。他尤其重视对“舆地、官制、氏族”三个核心领域的深入研究，这三类内容恰恰是历代正史中最容易出现疏漏、也最容易被后世学者忽略的部分，他的考辨精准入微，解决了无数困扰前代史学家数百年的疑难问题。
范式立则，为后世史学开辟全新路径
钱大昕在考史过程中首创“以金石证史”的方法，大量利用出土的碑刻铭文与传世文献相互比对，订正正史记载中的错漏，这一方法后来直接被近代王国维发展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开辟了全新的路径。他在考辨中还特意贯彻“详近略远”的原则，把超过六成的篇幅留给《唐书》之后的七部正史，其中仅《元史》的考订就占了十五卷，填补了前代学者对元史研究的大量空白。
他的考史成果与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札记》并称清代三大考史名著，更被后世史家公推为三者之中成就最高的一部。近代史学大家陈垣的《元典章校补》《校勘学释例》等经典著作，处处都能看到钱大昕考据方法的深刻影响。钱大昕晚年主持苏州紫阳书院讲席二十余年，门下弟子两千余人，其中不少人都成为乾嘉后期史学领域的核心骨干，他的实证史学精神，通过讲学与著述，深刻影响了此后两百年的中国史学发展。
钱大昕以毕生的沉潜与博学，把中国传统史学考据推向了严谨缜密的新高度。他以“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为后世史学研究树立了“无征不信”的核心准则，这份笃实求真的学术精神，直到今天依然是历史研究领域最核心的价值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