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3年，邓艾偷渡阴平直逼成都，蜀汉朝廷陷入混乱。面对“投靠东吴”“逃往南中”“直接投降”三种选择，光禄大夫谯周以一篇逻辑缜密的《劝降论》力排众议，最终促使后主刘禅放弃抵抗。这一历史事件背后，是谯周作为益州本土士族代表的政治抉择，也是儒家大一统思想与现实利益博弈的缩影。
一、政治博弈：益州士族的利益突围
蜀汉政权自建立之初便存在结构性矛盾：以荆州集团为核心的统治阶层与益州本土士族长期处于权力失衡状态。刘备入蜀后，通过联姻吴懿家族、重用外来官员等方式构建政权框架，将益州豪强排除在核心权力圈外。这种“以客压主”的治理模式，导致益州士族在政治、经济领域长期受抑。谯周作为益州巴西郡人，其家族虽为书香门第，但在蜀汉政权中始终未能获得与荆州集团同等的政治话语权。
当魏军兵临城下时，谯周敏锐捕捉到政权更迭的历史机遇。他深知，若蜀汉灭亡，荆州集团官员将被魏国调离益州，而本土士族将获得填补权力真空的绝佳机会。这一判断在历史中得到印证：蜀汉灭亡后，曹魏将原荆州集团官员外调，益州官职大量由本地士族担任，谯周本人虽未直接任职，但其家族势力在蜀地迅速膨胀，成为地方新贵。这种政治利益的再分配，成为谯周力主投降的核心动因。
二、民生考量：休养生息的现实诉求
谯周的投降主张并非单纯出于政治投机，其思想根源可追溯至《仇国论》中“民疲则国弱”的治国理念。作为反对北伐的代表人物，他多次与支持姜维北伐的尚书令陈祗展开辩论，认为蜀汉国小民弱，连年征战已导致“经其野，民皆菜色”的困局。邓艾攻蜀时，蜀汉主力被姜维牵制在剑阁，成都守备空虚，若强行抵抗，必将引发更大规模的民生灾难。
谯周在劝降时特别强调“与其生灵涂炭，不如投降保全”。他以历史经验为据，指出魏国若想实现统一，必须通过善待降臣来树立威望，因此刘禅投降后至少能获得封地保障。这种判断虽带有理想化色彩，但客观上避免了成都城破后可能出现的屠城惨剧。从结果看，刘禅被封为安乐公，蜀汉官员大多得以保全性命，某种程度上验证了谯周“以退为进”的民生逻辑。
三、思想驱动：大一统的历史必然性
作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经学大师，谯周对“天下一统”有着强烈的文化认同。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以来，三国分立的局面已持续43年，这种割据状态在儒家士大夫眼中属于“非常之局”。谯周在劝降时明确指出：“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统一已成历史大势。他甚至引用谶纬之术，预言司马昭将于当年八月去世，暗示魏国政权即将更迭，新主为树立权威必会加速统一进程。
这种思想驱动与现实利益形成微妙平衡。谯周既以儒家伦理为投降行为赋予正当性，又通过政治博弈为益州士族争取利益。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劝降后拒绝立即赴洛阳受封，直至两年后才在司马昭多次征召下出仕，这种“拖延策略”既避免了“卖主求荣”的道德指责，又为家族势力扩张争取了时间。
四、历史评价：争议中的多维镜像
后世对谯周的评价始终存在分歧。清代学者王夫之斥其“取悦于魏”，认为他背叛了蜀汉正统；而现代史学家则倾向于从多元视角重新审视：从政治现实看，谯周的抉择终结了益州士族被边缘化的历史；从民生角度，他避免了更大规模的战争创伤；从文化层面，其投降行为客观上加速了三国归晋的进程。
谯周的复杂性在于，他既是儒家理想的践行者，又是地方利益的代言人；既是历史趋势的顺应者，又是现实矛盾的调和者。这种多维身份，使他的投降行为超越了简单的忠奸判断，成为解读三国末期政治生态的重要切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