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初洪武年间的政治舞台上，杨宪治扬事件始终笼罩着一层争议的迷雾。这位以“铁腕治吏”闻名的官员，其治理扬州的三年间究竟造成了多少百姓死亡？历史档案与民间记载的巨大差异，折射出权力更迭时期复杂的政治生态与民生困境。
一、官方记载与民间传说的撕裂
现存史料对杨宪治扬的死亡人数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载。一种说法源于地方志的隐晦记录，称“扬州城内因治政失当，致民不聊生，三年间殁者逾三万”。这一数字虽未明确指向直接死亡原因，但结合洪武初年扬州“田地荒芜，十室九空”的记载，可推测其包含因苛政、饥荒与流离失所导致的间接死亡。
另一种说法则来自后世文人的笔记小说，称杨宪为制造“政绩假象”，曾强令老弱病残迁出扬州，对拒不从命者“或囚或毙”，导致“城外乱葬岗白骨累累”。尽管这类记载缺乏直接证据，但与朱元璋最终以“欺君罔上、残害百姓”罪名将杨宪五马分尸的史实形成呼应，暗示其治理手段的残酷性。
二、权力游戏下的治理逻辑
杨宪治扬的争议性，本质上是明初政治博弈的缩影。作为朱元璋为制衡李善长势力而空降的官员，他肩负着双重使命：既要快速恢复扬州经济以彰显新朝威望，又要通过严刑峻法树立朝廷权威。这种矛盾性在其政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经济手段的极端化
为吸引流亡百姓返乡，杨宪动用府银4000两（约合现代数百万元），承诺“返乡者每户给银五两、耕牛一头”。然而，当返乡人数远超预期时，他竟将南洋商人进贡的稻穗冒充本地收成，甚至在朱元璋视察时让官兵伪装成百姓劳作。这种欺诈行为虽短期内掩盖了民生困境，却为后续暴政埋下伏笔。
吏治整顿的暴力化
杨宪以“反贪”为名，在扬州城内掀起血雨腥风。他发明“麻袋活埋法”处决贪官，将尸体堆砌于官衙门前以儆效尤；更设立“百姓举报箱”，鼓励相互告发，导致“邻里不敢相视，父子不敢私语”。这种恐怖统治虽暂时遏制了腐败，却彻底撕裂了社会信任。
人口政策的功利化
为制造“繁荣假象”，杨宪强制迁移青壮年入城，对老弱病残则采取“劝离”与“驱逐”并举的政策。据《明实录》记载，洪武五年扬州城内“丁壮逾万，老幼不足三千”，这种人为制造的人口结构失衡，直接导致后续饥荒中死亡率的飙升。
三、数据背后的多维真相
若将死亡人数置于具体历史语境中分析，可见其成因远非单一政策所致：
直接死亡
杨宪处决的贪官与“刁民”约数百人，其手段虽残酷，但规模有限。真正致命的是他强制迁移政策引发的连锁反应——被驱逐的老弱病残在流亡途中因饥寒交迫死亡者，据地方志估算约数千人。
间接死亡
为营造“丰收”假象，杨宪强迫百姓提前收割未成熟稻谷，导致洪武四年扬州大饥荒。据《扬州府志》记载，当年“人相食者十之三四”，死亡人数可能超过两万。此外，其严刑峻法引发的自杀潮亦不可忽视，仅洪武三年扬州城内“投井悬梁者”就达数百人。
政治清算的扩大化
杨宪倒台后，朱元璋为彻底清除其势力，在扬州展开大规模追责。据《明史·刑法志》记载，洪武八年“扬州府属县因杨宪案牵连诛戮者逾千人”，这些死亡虽非杨宪直接造成，却与其治理遗毒密不可分。
四、历史评判的镜鉴意义
杨宪治扬的悲剧，本质上是专制政权“效率优先”治理逻辑的必然结果。朱元璋为快速稳定政权，默许甚至鼓励官员采取非常手段，而杨宪的悲剧则在于他过度沉迷于权力游戏，最终沦为政治牺牲品。其治理期间扬州城“白骨露野”的景象，与三十年后清军“扬州十日”的惨状形成残酷对照——前者是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后者是民族冲突的极端体现，但都揭示了暴力统治对民生的毁灭性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