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3月12日，南京两江总督府后花园中，62岁的曾国藩在儿子曾纪泽搀扶下散步时突发脑溢血，瘫倒后被扶回书房端坐，45分钟后溘然长逝。这场看似突如其来的死亡，实则是其一生疾病缠身、积劳成疾与精神重压的必然结果。
一、生理之殇：从“药罐子”到中风猝死
曾国藩自幼体弱多病，其日记与家书中频繁提及的病痛记录，勾勒出一位长期与疾病抗争的“病号”形象。他三十岁便患上顽固性牛皮癣，发作时“遍身疮癣，且痛且痒”，甚至搔抓至全身出血仍难止痒，夜间需侍妾抓挠方可入睡。这种皮肤病不仅带来肉体痛苦，更因情绪波动反复发作，形成恶性循环。
与此同时，曾国藩的神经系统疾病同样严重。三十一岁起，他频繁出现耳鸣、目眩症状，稍一用脑便“头昏疲劳”，说话稍多则“气不接续”。至五十岁时，两眼模糊到“寸大的字都看不清楚”，最终右眼完全失明，左眼仅剩微光。牙痛、腰痛、心肾不交等小病更是从未间断，同治五年（1866年）的日记中甚至记载“腰疼心亦疼”，自诊为“用心劳伤，心肾不交”。
1872年临终前，曾国藩已出现典型的中风前兆。他在日记中写道：“近年或欲作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这些症状与现代医学对脑溢血的描述高度吻合：发病时手脚发麻、舌头发硬、站立困难，最终因脑部缺氧窒息而亡。
二、精神之困：从“千夫所指”到抑郁而终
曾国藩的死亡，不仅是生理崩溃的结果，更是精神重压下的必然。他一生奉行“拙诚”哲学，以“打落牙齿和血吞”的隐忍撑起湘军，却在晚年陷入两难困境。
军事挫败的自我怀疑：同治四年（1865年），曾国藩奉命镇压捻军，却因防线溃散被迫将指挥权交予李鸿章。他在日记中痛陈“无能为力”，这种自我否定对其心理造成重创。
天津教案的道德困境：1870年天津教案中，曾国藩被迫在“媚外”与“民愤”间抉择。他下令镇压平民、处决“凶犯”，甚至亲自到现场“剃头”施暴，以换取列强缓和。此举引发全国声讨，被骂为“卖国贼”，左宗棠更直言其“戆直”。曾国藩在给友人的信中哀叹：“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精神濒临崩溃。
未竟理想的遗憾：临终前，曾国藩仍牵挂两项未竟事业：一是与左宗棠的嫌隙未解，二是公费赴美留学计划未能亲眼见证。他在遗嘱中叮嘱子孙“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所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家族传承的焦虑。
三、生活方式：从“日课十二条”到自我摧残
曾国藩一生推崇养生，其“日课十二条”中明确规定“眠食有恒”“每夜临睡洗脚”“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但现实中的他却完全背离这些原则。
作息紊乱：他白天忙于批改文件、撰写家训、接见宾客，甚至与幕僚下围棋至深夜。同治元年（1862年）的日记显示，他每日必下两局围棋，即便生病或牙痛也“伤心劳神，昼夜心系棋局”。
饮食无度：曾国藩喜食辛辣，日记中多次记载“食辣过多，舌头发麻”。晚年右眼失明后，他仍坚持阅读《理学宗传》，直至临终前夜。
情绪失控：尽管他强调“惩忿”，但军事挫败与政治压力常使其情绪崩溃。天津教案后，他自述“精神易乏，如五十岁人”，实际年仅61岁。
四、历史回响：一场“圆满”的死亡
曾国藩的死亡在传统语境中被视为“圆满”：他坐姿离世，符合“寿终正寝”的礼仪；终年62岁，超过当时平均寿命；死前子孙环绕，遗言被奉为圭臬。然而，这种“圆满”背后，是一个时代精英被体制吞噬的悲剧。
梁启超称曾国藩为“半个圣人”，却忽略了他晚年“千夫所指”的孤独。他的死亡，不仅是个人生命的终结，更是晚清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忠君与爱国间挣扎的缩影。当南京城上空落下那颗“通红的火球”时，或许正是历史对这位“中兴名臣”最沉重的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