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汉末年的权力博弈中，董昭与荀彧作为曹操麾下两大谋士，因政治立场的根本分歧走向对立。董昭推动曹操称魏公、加九锡的提议，直接触发了荀彧的激烈反对，最终导致后者悲剧性结局。这一冲突的根源，既涉及个人政治理想的碰撞，也折射出汉魏嬗代的历史必然性。
一、董昭的“进阶策略”：为曹操铺就称帝之路
董昭自投奔曹操后，始终以“功臣自居”的姿态推动曹操突破汉臣身份限制。建安元年（196年），他力主将汉献帝迁至许昌，使曹操得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建安十二年（207年），他建议曹操开凿平虏、泉州二渠解决远征乌桓的粮运难题，巩固北方统治；建安十七年（212年），他更直接提出“宜脩古建封五等”的改制方案，主张恢复商周时期的五等爵位制度，为曹操称公称王提供法理依据。
董昭的动机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敏锐察觉到曹操集团已具备取代汉室的实力，需通过制度创新巩固权力合法性；另一方面，作为曹操核心幕僚，他试图通过推动改制获得政治晋升——曹操称魏公后，他随即升任大鸿胪，位列九卿。这种“功臣思维”与“投机心态”的混合，使其成为汉魏嬗代的关键推手。
二、荀彧的“理想主义”：以汉室为名的权力制衡
荀彧的政治理想始终围绕“匡扶汉室”展开。他早年拒绝袁绍而选择曹操，正是看中曹操“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的初心。建安元年（196年），他力劝曹操迎汉献帝，旨在“奉主上以从民望，秉至公以服雄杰”，将曹操定位为汉室复兴的代理人。此后十余年，他通过举荐人才、稳定后方、制定战略，将曹操集团打造为北方最强势力，但始终以“汉臣”自居。
荀彧的反对立场具有逻辑自洽性：他承认曹操的功绩，但认为“功高不赏”应通过“加赏田邑”等传统方式实现，而非突破汉制。他反复强调“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本质是试图以道德约束限制曹操的权力扩张，维持汉室名义上的权威。这种“以汉制曹”的策略，在曹操野心膨胀后必然走向破裂。
三、冲突的爆发：改制提议与空盒之死
建安十七年（212年），董昭密谘荀彧，提议曹操“进爵国公，九锡备物”。这一建议彻底点燃了矛盾：荀彧当面斥责董昭“不宜如此”，认为曹操应“守谦退之节”，而非追求“彰殊勋”的虚名。他的反对基于三重考量：
时机未成熟：此时河北虽定，但关中、荆州、江东尚未统一，过早改制易引发诸侯联合反抗；
道德风险：称公违背曹操“匡朝宁国”的初心，将使其陷入“汉贼”舆论漩涡；
制度风险：恢复五等爵位需天子首肯，曹操若强行推行，等于承认自身为“权臣”，为后世篡位留下口实。
曹操对荀彧的反对极为不满，借南征孙权之机将其调离中枢，并送去空食盒暗示“汉禄已尽”。荀彧深知大势已去，最终服毒自尽。他的死亡标志着汉室忠臣集团的彻底崩溃，也为曹操称魏公扫清了障碍。
四、历史回响：理想主义者的悲剧与现实政治的胜利
荀彧的坚持折射出传统士大夫“忠君”思想的局限性：他试图在权力游戏中坚守道德底线，却忽视了权力逻辑的本质是实力对比。当曹操通过军事胜利积累足够资本后，任何道德约束都将成为绊脚石。董昭的“现实主义”则更符合历史趋势——他看清了汉室衰微的必然性，选择通过制度创新为新政权铺路，最终成为曹魏开国元勋。
这场冲突的本质，是旧秩序维护者与新秩序创造者的对决。荀彧的悲剧在于，他既无法阻止曹操的野心，又不愿放弃自己的理想；而董昭的成功则证明，在权力更迭的转折点上，顺应时势者往往能成为历史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