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的中国，处于风云变幻的乱世。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煤山自缢;山海关外地动山摇，清军从容入关;南方诸省趁着清军与农民军大战之际，建立弘光政权。以当时的局势而言，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三方势力中，李自成的农民军率先被淘汰出局。但对于清军来说局势也并不乐观，虽然他们占领了北京，但并未统一全国。一些既极端仇视李自成，又反对清朝入主中原的大批原明文官武将及逃避战乱的人民纷纷云集江南，他们中一些有势力的人物，经过反复酝酿和明争暗斗，首先把福王朱由崧扶上了帝位。当年继续称崇祯十七年，改明年为弘光元年。
从实力对比来看，弘光政权明显强于清军。军事方面，拥有数十万带甲兵士，这个数字是清军的数倍;经济方面，南明拥有全国的财赋中心，足可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人心方面，江南官宦、士绅、百姓鼎力支持南明朝廷，誓死捍卫中华正统。可最终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南明朝廷不到一年时间便灭亡了，这又是为何呢?
不可否认，南明弘光政权的建立，有一定的物质基础。那时北方战乱严重，江南初安，文武备位，有数十万军队，可直接调动的就有十余万。特别是其矛盾还未暴露时，也是人心所向。
1644年四月三十日，李自成率部仓皇西撤。五月初二日，多尔衮率清军进入北京。由于李自成在北京城的所作所为大失民望，而清军多次入关肆意抢劫的暴行犹在眼前，在中国最高统治权两度更迭的历史关头，无论是原明朝的文武官员，还是广大民众，都把中国的希望转到了江南。
在我国历史上，一旦出现少数民族起兵灭亡中央政权的情况，北方官僚地主阶级往往渡过长江，与江南地主阶级联合起来重建政权，形成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五胡十六国的东晋，南北朝的宋、齐、梁、陈，金元时期的南宋，都相继在南方建立过政权。
明朝的情况又更为特殊，又或是说更为得天独厚。明成祖迁都北京时，南京仍然保留了各个机构，俨然就是一个事实上的政权，唯独缺少的就是一个皇帝。这些条件表明，明朝首都北京失陷和崇祯帝自缢之后，南京就成为重建明政权的最佳地方。
实际上，早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就有一些明朝官员把南京看做是复辟的希望所在，想办法逃到南京。清军入北京城后，多尔衮对明朝官员广为招徕，实行一律录用的办法，但即便是这样，也不能阻止明朝官员南下的趋势。
事实证明，大清与大顺两个政权交替之时，河南、山东以及江苏、安徽江北地区的原明官员和地主武装，纷纷起兵驱逐大顺势力后，把安身立命的希望寄托在刚刚建立的弘光政权身上，而非入关的清军。在众多支持南明政权的官宦、地主阶级中，河南巡抚陈潜夫的话最具代表性，他亲自跑到南京向弘光帝建言：
“中兴在进取，王业不偏安，山东、河南地，尺寸不可弃。其间豪杰结寨自固，大者数万，小亦千人，莫不引领以待官军。今四镇之兵部下数十万人，而齐、鲁、汴、豫尚皆安堵。城分命藩镇，一军出颍、寿，一军出淮、徐，马首北向，使天下知朝廷有不忘中原之心，则人心思奋。更颁爵赏鼓舞，计远近，画城堡，俾以自守……上之则恢复可望，下之则江、淮永安，此今日至计也。”
陈潜夫这番话说的言真意切，可惜，弘光帝一句也没听进去。
如果说，北方的明朝官僚地主阶级迫于形势，曾一度投靠大顺政权的话，那么江南的地主阶级则以远离斗争旋涡，而从外表上看似乎采取坚决与大顺政权为敌的态度。
以史可法为首的南明明朝官员曾于四月初一誓师勤王，兵至浦口，先后起兵的还有：在籍兵部侍郎徐入龙，主事雷縯祚，浙江台绍兴道傅云龙，台州知州关继缙，通判杨体元，知县宋腾熊等，他们各发檄文，显示了与农民军势不两立的决心。
再来看看福王朱由崧其人
四月十四日，北京皇宫中的太监逃到南京，证实了崇祯帝确系自殉社稷，在南京的明朝官员惊惶之余，一致认为另立新君势在必行。时在北方的明朝藩王潞王、周王、鲁王、福王都避难来到淮安。史可法、张煌言等官员聚集在高弘图家中商议，提出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较其他诸王更为合适，但两人又都不够理想。潞王为明神宗侄儿，血缘关系稍疏，福王朱由崧为明神宗亲孙，但在藩不忠不孝，恐难以服天下人心。因此，此次议论无结果，不欢而散。
不久，史可法赴浦口督师，前侍郎钱谦益、兵部侍郎吕大器等东林党人因与福王朱由崧的父亲朱常洵交恶，担心若立朱由崧为帝，将来必受报复，故从其党派私利出发，反对立福王。
但实际情况是，拥立福王的人数占优。淮安巡抚路振飞说：立贤则乱，立亲则一，现在惟有福王。他的主张颇具代表性。因为自西周以来，汉族统治阶级在选择国君继承人时，始终坚持以血缘远近为标准的宗法制度，即“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原则。
此外，凤阳总督马士英认为朱由崧昏庸可利用，他勾结驻扎在江北的明将黄得功、刘泽清、高杰、刘良佐以武力护送福王即位，趁机把持朝政。
但就当时的形势而言，福王确实是合适的人选。虽然弘光政权短命而亡国后，曾一度出现应立潞王的舆论，实际上潞王和福王是半斤对八两。潞王在杭州时，常命太监为他搜求古玩，指甲长达六七寸，还用竹筒加以保护，其人由此可知。所以大理寺少卿沈因培就此说：假使立潞王，而以钱谦益为相，其结果与福王、马士英没什么区别。
五月初三日，福王颁布了监国诏书，内容写得很有文采，行文对仗工整。此外，诏书中还列举了当时“所有应行事宜”30项。同一天，福王还颁布了哀悼崇祯帝的诏书，要求明朝官员军民于诏书到日，在本地哭临三日，以尽哀思。五月十五日，福王再次诏告天下，宣布即帝位于南京，以明年(1645年)为弘光元年，与民更始，大赦天下。
弘光政权的建立，使北方地区上自明朝官员，下至普通民众看到了国家统一的一线曙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弘光帝根本不想恢复中原，而是打定主意偏安江南。他不仅未能利用可乘之机收复唾手可得的山东、河南地区，而且连长江天堑都轻易失守了。不到一年工夫，以他为首的小朝廷就土崩瓦解了。
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适当地推测一下也无妨。假如弘光帝是个有为之君，而马士英、钱谦益等人又都齐心协力，那么统一全国将清军赶出关外是大概率事件。无奈，江山社稷所托非人，想让弘光帝这么一个不成器的人来力挽狂澜，显然是难为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