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名：孙伯雅,孙百谷,孙白谷
国籍：明朝
出生：1593
死亡：1643
孙传庭（1593年－1643年），字伯雅，又字白谷，代州镇武卫（今山西代县）人。生于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卒于明思宗崇祯十六年，年约51岁。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进士。明崇祯十五年(1642)任兵部侍郎，总督陕西。次年升为兵部尚书(改称督师)。带兵镇压李自成、张献忠。由于时疫流行，粮草不足，兵员弹药缺少，朝廷催战，无奈草率出战，后兵败，在陕西潼关战死，马革裹尸。明史称：传庭死，而明亡矣。
孙传庭资料
中文名：孙传庭
别名：孙伯雅、孙百谷、孙白谷
国籍：中国（明朝）
民族：汉族
出生地：代州镇武卫（今山西代县）
出生日期：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
逝世日期：1643年（崇祯十六年）
职业：永城、商丘知县，吏部主事、郎中，陕西巡抚，兵部尚书。
主要成就：击败高迎祥、李自成，斩陈可新、谢君友
代表作品：《白谷集》、《鉴劳录》
主要战役：黑水峪之战、柿园之战、郏县之战
代县孙氏 《代州孙氏家乘》记载始祖是明洪武初年迁居山西，其始迁祖孙成（生子：孙顺）在洪武年间命为振武卫百户，由河南省汝宁府光山县孤树里村迁居山西代州，后遂安家于此，自后子孙繁衍，被尊为迁代始祖。十世 大明督师孙传庭 ，二子：世瑞、世宁 。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初授永城知县。天启初年进入北京任职，为吏部验封主事，再升至稽勋郎中，两年后因不满魏忠贤专政，弃官回乡。
崇祯八年（1635年）秋，孙传庭出任验封郎中，后越级升为顺天府（今北京市）府丞。
崇祯九年（1636年）三月，请缨任陕西巡抚，负责剿灭农民军。传庭在榆林建军，号为秦军。此时洪承畴正与李自成战于陕北，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后，民军首领闯王高迎祥自湖广复出，来到陕西，欲自汉中进攻西安。传庭领秦军镇守，高迎祥无法攻克，遂意图自子午谷入，直逼西安。传庭料之，在子午谷的黑水峪以逸待劳，激战四天后，高迎祥溃败，后被俘，送往北京处死，而其外甥李自成继任闯王。
崇祯十年（1637年）初，马进忠等部再渡西折入陕，进袭商州、洛南、蓝田等地。孙传庭率部与各路明军以优势兵力接连打击了起义军圣世王、瓜背王、一翅飞、镇天王等部，才使关中以南地区趋于平定。
崇祯十一年（1638年），过天星、混天星的起义军从徽（今甘肃徽县），秦（今甘肃天水市）等地经凤翔将通向澄城时，孙传庭指挥其部分五路合击该起义军于杨家岭、黄龙山一带，捕杀二千余人，又在（鄜）州（今陕西富县）以西、合水以东的方圆三、四百里的深沟峡谷内采用分兵堵截，机动设伏的战术再败起义军，并打退了驰援陕西起义军的马进忠、马光玉所率领的宛、洛之部后，又与洪承畴在潼关南原以重兵埋伏，使闯王李自成部几乎全军覆没，李自成仅以18骑兵突围而走。至此，陕西境内的起义军几被镇压下去。此时明军情势大好，但因清军在此时攻入长城，崇祯帝急调洪承畴与孙传庭回京防御，李自成便得到喘息。
崇祯十一年（1638年）八月，多尔衮、岳托率清兵分路从墙子岭（今密云东北）、青山口（今迁西东北）入长城，明京师戒严；督各路入京勤王之兵的总督卢象升在巨鹿阵亡。明廷遂召孙传庭、洪承畴主持京师防守，升孙传庭为兵部右待郎兼右佥都御史，指挥各路援军。孙传庭抵达京郊后，由于他和主和派的杨嗣昌及中官高起潜矛盾颇深，崇祯帝降旨不准他入京朝见，而洪承畴则在京郊受到慰劳，并奉旨进殿拜见崇祯帝。孙传庭对此不平待遇自然大为不满。杨嗣昌任洪承畴为蓟辽总督，并主张将陕西军全部留下，用于守卫蓟辽。孙传庭对此极力反对，认为“秦军不可留也。留则贼势张，无益于边，是代贼撤兵也。”杨嗣昌对孙传庭的意见置之不理，孙传庭对此不胜忧郁重重，以致耳聋。
崇祯十二年（1639年），朝廷调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孙传庭立即上疏请见皇帝，但因杨嗣昌的百般阻挠而未成。孙传庭心中愠怒，引病告休。但杨嗣昌仍不放过，言孙传庭称病乃推托之举。崇祯帝大怒，将孙传庭贬为平民后，又将其禁囚，以待判决。
崇祯十三年（1640年），李自成移军河南，时河南大饥，史载：饥民“惟恐自成不至”，“从自成者数万”。
在孙传庭下狱的三年期间，熊文灿、杨嗣昌在镇压起义军的战争中连遭败绩，闯王李自成在河南打开了局面，拥兵数十万。
崇祯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第三次围攻开封，崇祯帝想起孙传庭，把他从狱中释放，起用为兵部右侍郎，奉命兵援汴梁。崇祯帝亲临文御殿询问孙传庭有关镇压起义军的方略，并设宴款待，为他压惊，嗣后即速命孙传庭率禁卫军驰援开封。不久孙传庭代替汪乔年为陕西总督，斩杀跋扈的贺人龙，接着传庭又转战河南之地，连战连胜，李自成遂向冢头寨（在今南阳境）转移，途中大量抛弃财物，明军竞相争夺而乱阵，“天大雨，粮不至，士卒采青柿以食，冻且馁，故大败”，造成了“柿园之败”。明军是役损失将校70余人及步骑数千。传庭败归陕西，固守潼关。
十五年二月，李自成二围开封之时，崇祯从监狱中提取老将孙传庭，令他率劲旅往援开封。
不久形势发生了变化，李自成解围开封，擒杀汪乔年，于是孙传庭改赴陕西 ，接替汪乔年出任三边总督，回到了他阔别三年的岗位上。
民军击败汪乔年后，又恢复了对开封的包围，孙传庭在陕督的位置上屁股还没坐热，崇祯就命令他出关救援开封，同时崇祯还他一道密令——处死贺人龙。
贺人龙是有名的长腿将军，崇祯十三年，杨嗣昌围剿张献忠、罗汝才之时，他从开县“噪归”陕西，以致张献忠突破重围，从容进入四川，一发不可收拾。
在项城战役和襄城战役中，他两次抛弃主帅逃跑，导致战事失败，两位督师被杀。
贺人龙与李自成、张献忠是老乡，都是陕西米脂人，崇祯怀疑他暗中通敌，因此密令孙传庭捕杀贺人龙。
十五年五月初一，孙传庭在西安召集众将开会，会上突然逮捕贺人龙，然后宣布崇祯旨意，将其斩首。
处决贺人龙后，孙传庭提拔其部下副总兵高杰接替贺人龙，高杰是李自成的死对头，他原本是李自成的部下，后来私通李自成之妻，事发后拐带李自成之妻投降官军，成为官军的一名忠实鹰犬。
此时官军手中有三张王牌：一是陕西兵；二是湖广兵；三是保定兵。陕西兵的总督先后是傅宗龙、汪乔年和孙传庭，湖广兵的总督先后有丁启睿和侯恂，保定兵的总督是杨文岳。陕西兵的主将是贺人龙，湖广兵的主将是左良玉，保定兵的主将是虎大威。
此外官军还有孔贞会的四川兵、刘清泽的山东兵，朱大典的南京兵等，力量小而分散。
崇祯力求三股势力联合围剿民军，但是在民军的巨大压力下，三军主将尾大不掉，三军不能协调配合，反而形成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局面，导致战事惨败。
项城战役中，傅宗龙率领的陕西兵和杨文岳率领的保定兵参战，因陕西兵主将贺人龙溃逃引发连锁反应，结果傅宗龙战死，汪乔年接任，杨文岳受到处分。
襄城战役中，汪乔年率领的陕西兵解救左良玉的湖广兵，没想到湖广兵解围后不配合作战，这个不义之举导致陕西兵溃逃，结果是汪乔年战死，孙传庭接任。
朱仙镇战役中，丁启睿的湖广兵和杨文岳的保定兵共解开封之围，因左良玉溃逃而失败，结果是丁启睿被投入监狱，侯恂接任，杨文岳再次受到处分。
三个方面军两两组合，均遭失败。朱仙镇战役后，杨文岳逃到汝宁疗伤，左良玉逃到襄阳喘气，孙传庭则在陕西闭门休息。三军都己伤痕累累，无力再组织救援开封，只能在躲在远处观望。
无怪乎侯恂会说出放弃中原，以江山社稷为重的话，然而崇祯不仅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反而再次将他投入监狱。
孙传庭在陕西经过几个月的休整，小有积蓄，崇祯不断催促孙传庭进军，孙传庭于十月份带着新募的士兵出征。
官军一路上偃旗息鼓，潜行于山中，偷偷接近民军，打算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在河南郏县，官军潜至民军附近，孙传庭令部将左勷率左军，郑嘉栋率右军，高杰率中军设下埋伏，牛成虎率前军挑战民军，诱敌深入。
双方接战不久，牛成虎佯装失败，将民军引入包围圈，四面伏兵突起，民军卒不及防，向东逃窜，官军追杀三十里。
孙传庭不愧为名将，在力不如人的时候，以智取胜，官军取得了久违有胜利，然而由于此时天降大雨，官军又饿又冷，没能继续扩大战果。
民军虽初战失利，但毕竟人多势众，在官军打扫战利品之际，民军主力杀了个回马枪，官军抵挡不住，兵败如山倒，孙传庭率残兵败将狂奔回陕西。
官军此战原为长途奔袭，试图以战养战，粮草供应不上，士兵们不得不采集没有成熟的青柿充饥，因此河南人将此战称为柿园之役。
孙传庭 自柿园之役败归陕西后，到处招兵买马、发展生产、置办武器，经过大半年的努力，陕西官军实力有显著增长。
孙传庭还发明了一种战车，上面装载火炮，车厢里存放士兵的衣服和粮食，名叫火车。这种火车共打造了二万辆，组成一个火车营，由总兵的白广恩统领。
火车打仗时可以用来冲击骑兵，宿营时可以作为栅栏保证野战部队安全，行军时还可以作为后勤运输工具，对于长途行军打仗，有一定的好处。
但是火车机动性差，在野战中往往容易吃亏，其防守和后勤的作要大于进攻的作用，在大规模的战事中自身难保，很可能会引发溃败，大规模发展火车，隐患也是显而易见的。
五月，崇祯命孙传庭兼督河南、四川军务，不久又封他为兵部尚书，改称督师，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务，并赐予尚方宝剑。
八月，在崇祯的一再催促下，孙传庭在西安关帝庙誓师，统率总兵白广恩、高杰、牛成虎等部十万众东出潼关，同时檄调各路人马夹攻李自成。
李自成得知陕西官军出关的消息，亲统大军北上河南迎敌。
由于河南境内赤地千里，缺少粮草，李自成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把主力部队部署在郏县以南的地区，把后勤问题留给长途跋涉的官军。
由于民军放弃了潼关到郏县的广阔地带，陕西官军一路上“势如破竹”，八月上旬占领洛阳，九月八日攻战汝州，民军督尉四天王李养纯投降。
李养纯的投降后向官军泄露秘密，给民军带来很大损失，他报告说：民军的老营在唐县，精锐部队在襄城，地方上任职的文武官员屯聚在宝丰。
孙传庭根据这个情报采取了有针对性的行动，首先攻破宝丰，斩伪州牧陈可新等，然后挥师唐县，将安置在那里的民军家属斩杀贻尽。
九月十四日，官军和民军主力在郏县进行激战，民军战败逃跑，官军紧追不舍，果毅将军谢君友被俘杀，李自成本人也差点被擒。后来民军逃入襄城，官军也尾随而至。
面对危局，一些民军将士产生的投降的念头。李自成说：“别担心，我杀藩王，焚烧皇陵，罪在不赦，不妨再次决一死战，如果不能取胜，你们再杀我投降也不晚。”
这时老天帮了民军的忙，大雨整整下了七天，城外露舍的官军苦不堪言，由于道路泥泞，官军的粮车难以移动，官军的后勤出现问题。
官军希望破郏县获取给养，但是郏县早己坐吃山空，破城后只得到一些骡马，很快就被士兵们分食殆尽。
这时李自成派大将刘宗敏率一万名骑兵从小路抄到官军后方，切断官军的粮道，为了麻痹官军，李自成用大牌写下战书，约定日期同官军决战，以此牵拌官军。
士兵们有雨淋没饭吃，情绪开始浮燥起来，孙传庭无奈之下，只好决定回师迎粮，他命令河南总兵陈永福留守军营，自己统率嫡系陕西官军分路回师打通粮道。
陈永福部下士兵看到陕西官军走了，自己却被留下来忍饥挨饿充当替死鬼，都愤愤不平，也都跟在陕西官军后面撤退（前军移，后军乱），陈永福无法控制局面（永福斩之不能止），官军队伍大乱，民军乘机发起进攻，官军全线崩溃。
官军逃到南阳才缓过神来，调头迎战民军，双方展开大战。
民军战阵共有五重，第一重是饥民，第二重是步兵，第三重是骑兵，第四重是精锐骑兵，第五重是家属。
官军攻破了民军前三重战阵，与第四重战阵的精骑相持不下，鏖战中，白广恩部火车营招架不住，率先溃败。
火车营的溃败引发连锁反应，骑兵也招架不住逃跑，战场形势瞬间发生巨变，由双方互相厮杀变为一方追杀另一方。
民军倾巢而出，穷追不舍，一日一夜追杀四百余里，官军死亡四万余人，损失兵器辎重数十万。
此役，大明仅有的“一副家当”损失殆尽，成了待宰的羔羊，民军的战略问题也迎刃而解，扩大战果，乘势夺取关中，就像顺手牵羊一样简单。
十月，民军攻陷潼关，孙传庭死于乱军之中。崇祯怀疑孙传庭没有死，不予赠荫。
民军长驱直入，一路克捷，很快就包围了西安。
十一日，西安守将王根子打开城门投降，秦王朱存枢被活捉，陕西巡抚冯师孔等人自杀身亡。
占领陕西后，李自成兵分三路，追剿官军残余势力，肃清陕北并收取西北固原、宁夏、甘肃三边军事重镇。
官军将领白广恩、高汝利、左光先、陈永福等人先后投降，民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展开进攻，到崇祯十六年底，民军占领西北各重镇，把明朝二百多年来传统的军事基地变成了民军的大后方。
郏县战役和松锦大战一样，都是决定明朝命运的战略决战，在这两场战役中，明军并非没有机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归于失败。
崇祯年间史料记载旱情严重，有所谓之说，然而孙传庭复出后指挥的两场决定明朝命运的决战（柿园之役和郏县之役）都因为遇到连阴雨而战败。
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朝廷命孙传庭兼督河南、四川军务，随后升为兵部尚书，改称督师，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务，兵部侍郎张凤翔“进言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崇祯帝不从。孙传庭不欲仓促出战，可是在朝廷的催逼下，传庭不得已在八月亲率白广恩、高杰等部10万人出师潼关，同时檄左良玉西上，总兵陈永福、秦翼明分别将河南与四川兵互为犄角。九月，孙传庭在汝州（河南郏县）兵败，李自成一日内追杀四百里地，直撵孟津，明军四万余人战死，损失大量兵器辎重。
十月初，李自成攻克潼关，总兵白广恩、陈永福投降李自成。李自成以十万军围攻孙传庭，孙传庭向渭南撤退，十月初三，孙传庭战死，时年51岁。崇祯却认为他诈死潜逃，没有给予赠荫。同年十月，李自成攻破西安。孙夫人张氏率孙家二女三妾投井自杀，年仅八岁的幺子孙世宁被一老翁收养。《明史》称：“传庭死而明亡矣。”
孙传庭
孙传庭在主持陕西军务期间，不断扩充自己的军力和粮饷。西安周围原屯积军队2．4万，田地二万余项，后来田地都归属于豪门，兵丁只是虚设在花名册上。孙传庭接管这里后，经过治理，得士卒1．1万，年收税计银14．5万两，米麦1．35万石。
为尽早彻底剿灭农民起义军，明廷采纳了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四正六隅”的全面围剿方略（又称“十面埋伏”），并为完成此计划增兵12万，加派军饷银 280万两。但是，孙传庭对此持有异议。他认为：因军兵屡战，多经溃乏受挫之苦，况且连年征战，民力疲竭，此举未必能收到预期效果。由于孙传庭料知他的计划不会被采纳，便着手清点私产，得银两4．8万，并招兵买马，自办围剿所需的人力及资财。当明廷汇集各处上报的招兵募马的数额时，唯独孙传庭的奏疏未送到。素与孙传庭有隙的杨嗣昌于是乘机发难，抱怨朝廷的军法在陕西竟行不通 。孙传庭对此上疏申辩道：“使臣如他抚，籍郡县民兵之上，遂谓及额，则臣先所报屯兵已及额矣。况更有募练马步军，数目逾万，何当不遵部议。至百日之期，商、洛之讯守，臣皆不敢委。然使贼入商、洛，而臣不能御，则治臣罪。若臣扼商、洛，而逾期不能灭贼，误则事者必非臣。”
闯王原本想到中原“海阔天空”一下，没想到被卢阎王紧追不舍，挨了一顿臭揍之后狼狈地逃入郧阳山中，在中原混不下去，高迎祥只得重回陕西发展，不久他就拉起队伍经兴安回到陕南山区。
高迎祥进入陕西以后，卢象升部官军齐集河南西部，堵住了高迎祥东出中原的路子，形成关门打狗之势，消灭高迎祥的任务就落到了陕西官军的头上，具体来说是落到了陕西新任巡抚孙传庭的头上。
孙传庭是山西代县人，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进士，历任永城知县、商丘知县、吏部验封司主事、稽勋司郎中等职，魏忠贤当道期间，孙传庭辞职回家，直到崇祯八年才复出，担任吏部封验司郎中、顺天府丞。
复出后的孙传庭对当前的剿匪局势十分关心，常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颇有澄清天下之志，被廷臣认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边才”。崇祯九年三月，朝廷罢免了懦弱无能的甘学阔，起用孙传庭接任陕西巡抚。
崇祯对孙传庭寄予厚望，临行前亲自召见了他，一番寒暄之后，孙传庭提出了兵饷不足的困难，请求皇上支持。
崇祯表示钱没有，政策倒是有一条。这个政策就是孙传庭可以采用多种形式，自行筹措经费，用以招兵买马，朝廷不加干涉。
经验证明，给政策往往比给钱更有用。政策是来钱的渠道，有了渠道，何愁没钱？当然，好政策也要有人去落实才行。
孙传庭到陕西以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按照“以秦兵卫秦地，以秦地养秦兵”的理念，实行屯田，发展经济。经过治理，年收税银14．5万两，米麦1．35万石，孙传庭以此招募训练了一只劲旅。
崇祯对此十分赞赏，下旨褒奖，并号召全国巡抚学习孙传庭好榜样，解决兵与饷两大难题。
在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孙传庭在军事上也取得了骄人的战绩。上任不久，他就令副将罗尚文率明军进击商洛地的民军，诛杀了整齐王，解决了前任巡抚甘学阔长期解决不了的问题。
高迎祥进入陕南后，洪承畴与孙传庭进行了工作分工，洪承畴重点对付陕北一带的李自成等部，孙传庭则重点对付高迎祥。
高迎祥部退入陕南山区之后，在荒山野岭无处觅食，人饥马乏。为摆脱困境，他决定走小路进攻西安，给官军来一个突然袭击。孙传庭对此早有预料，在闯王必经之路周至县黑水峪设置伏兵，准备以逸击劳。
崇祯九年七月中旬，高迎祥部果然出现在周至黑水峪，进入了孙传庭的包围圈，双方展开了四天的激战，此时天降大雨，高迎祥部已经连续多日断粮，人马处于半饥饿状态，在大战中渐渐招架不住，官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
关键时刻，高迎祥部下乾公鸡张二、一斗谷黄龙叛变。混乱中，叛徒将高迎祥的部卒和坐骑拉走，高迎祥被官军包围无法脱身，只好脱下盔甲藏到草丛里，官军搜山将其活捉。
崇祯得知高迎祥被俘的消息兴奋不己，命令将高迎祥押往北京举行献俘仪式，仪式之后高迎祥被凌迟处死。
俘杀高迎祥之后，孙传庭又乘胜在渭南和咸阳北原打了两个大胜仗，一时声誉鹊起，威名甚至盖过了总督洪承畴。
高迎祥的败亡对民军起到了震摄的作用，两位著名的首领张妙手（张文耀）、蝎子块（拓养坤）向明朝投降。不久蝎子块复叛，被孙传庭安插的武大定杀死。
高迎祥是民军中实力最强的，蝎子块则是民军中人数最多的，这两人都死于孙传庭之手，这对民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孙传庭折衷了兵部“堵截正面，固守商洛”的议定，派重兵扼守商洛一带的战略要地。当大天王率领的民军进袭庆阳、宝鸡时，孙传庭迅速回师在合水将其击败。崇祯十一年（1638年）初，
此时，只有河南民军对明廷仍具威胁。罗汝才、马进忠、贺一龙、左金王等十三部（即“革左五营”）联营广达数十里，待机进逼潼关。面对这一形势，孙传庭认为民军主力都在河南，于是率部而东，在阌乡（今河南灵宝县西北）、灵宝的山地间大败十三家兵马，民军窘境日甚，不得已向熊文灿请求受降。但自以“主剿”著称的孙传庭未采纳熊文灿的劝阻，执意要进攻民军，最终接到杨嗣昌的手书才停止进攻。民军虽受诏归降，但并未解除武装，而是移兵易阵，伺机进袭商洛一带。孙传庭令部将王文清等率部数战民军，民军余部波迫转移内乡、淅川。
孙传庭败回陕西后，决心死守潼关，以扼京城之上游要地。当时明军因在郏县之战中损失惨重，补充了许多新兵。根据这种情况，孙传庭制定了不宜速战，开垦屯田，修缮兵器，储存粮食的战略方针。为对付李自成强大的骑兵，增强明军的火力和防护能力，孙传庭特地赶制了三万辆载有火炮的“火车”，这种“火车”行进时可抵御骑兵的冲击，驻扎时则可环阵拱卫。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明廷授孙传庭为兵部尚书，并加督河南、四川、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江北七省军务，令其迅速兵出潼关。此时，李自成已相继歼灭了明军数支主力，久经战阵，兵强马壮。孙传庭深知与如此强大的对手交战必是凶多吉少，不由得顿足叹息：“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度对狱吏乎！”表示了宁死疆场的决心。八月十日，孙传庭师出潼关，最初在汝州、灵宝、唐县（今河南泌阳）、郏县连胜起义军，但襄城一战遭到惨败，他逃回陕西。
民军缴获了孙传庭的帅旗，士气大振，一鼓作气，乘胜攻破潼关。孙传庭与监军副使乔迁高策马大呼，战死阵中。但是孙传庭的尸体一直未找到，以至后来崇祯帝对其下落产生了怀疑，始终未追封加谥于他。孙传庭之死，对李自成的民军来说，关中唾手可得。同时，明廷再也没有可以同李自成相抗衡的悍将劲旅了。
孙传庭自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兵败身亡的25年间，他由永城知县，逐步升至兵部尚书，统领七省军务，先后参与并主持了数十次对明末民军的镇压活动，深得明廷赏识。不论是在“四正六隅”的联合围剿中，还是在“汛守要隘”的单独行动中，他都以其独有的狡黠、多谋、果断，使农民起义军多次处境艰险，成为明廷手中一张不可多得的王牌。故此，《明史》有“传庭死而明亡矣”的说法。
传庭著有《白谷集》六卷 ，《鉴劳录》一卷，均《四库总目》并行于世。
《雁门尚书行》于柿园一役后，明末复社诗人吴伟业为孙传庭的阵亡，写了一首哀歌《雁门尚书行》，对这位出生于雁门的(即代州)的兵部尚书叱咤风云的一生称颂备至：“雁门尚书受专征，登坛盼顾三军惊。身长八尺左右射，坐上咄叱风云生。”用昔日的光辉，来衬托悲剧的下场：
急传使者上都来，夜半星侈马流汗.
覆辙宁堪似往年，催军还用松山箭.
尚书得诏初呻吟，撅起长刀忽长叹
我今不死非英雄，古来得失由谁算？
催军还用松山箭，云云，是指皇帝催促洪承畴冒险出击导致松山惨败的前车之鉴，不料重蹈覆辙。因为这个缘故，后人对于孙传庭的死，是感慨系之的。有人故地重游，在潼关品凭吊英魂写下了不少千古名句。
孙传庭墓址代县阳明堡镇下花庄村东，北屏青山南面绿水，占地7000平米，冢高4米周长约22米。四周红墙环绕，遍植苍松翠柏，有响堂，墓碑等，砖墁甬路修严，旁列石人、石马、石猪、石羊，前建牌坊。明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皇上亲自赐剑，孙传庭以兵部尚书及督师衔出征，与李自成义军作战，天陕西潼关兵败生亡，家人葬其衣冠与其妻妾遗体于此，墓毁“文革”现存清刑部员外郎冯去骧撰《大明督师七省兵部尚书白谷孙公冯淑人同葬墓志铭》，镌刻于6块石板之上，共6000余字，详载其生平事迹。
孙传庭墓志是在“文革”期间，孙墓被挖掘出土的。志板石六块，共六千余字。从内容上说，大致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叙述孙传庭祖辈的情况及孙传庭之成长入仕；第二部分是孙参与军旅带兵抗击闯王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和入侵的清军，直至与农民军战死于潼关；第三部分是总述孙的功绩及社会上对孙的褒贬议论。明孙传庭墓志概要。
孙传庭，字伯雅，代州振武卫人。自父以上，四世举于乡。传庭仪表颀硕，沈毅多筹略。万历四十七年成进士，授永城知县，以才调商丘。天启初，擢吏部验封主事，屡迁稽勋郎中，请告归。家居久不出。
崇祯八年秋，始迁验封郎中，超迁顺天府丞。陕西巡抚甘学阔不能讨贼，秦之士大夫哗于朝，乃推边才用传庭，以九年三月受代。传庭莅秦，严征发期会，一从军兴法。秦人爱之不如总督洪承畴，然其才自足办贼。贼首整齐王据商、雒，诸将不敢攻，檄副将罗尚文击斩之。
当是时，贼乱关中，有名字者以十数，高迎祥最强，拓养坤党最众，所谓闯王、蝎子块者也。传庭设方略，亲击迎祥于盩厔之黑水峪，擒之，及其伪领哨黄龙、总管刘哲，献俘阙下。录功，增秩一等。而贼党自是乃共推李自成为闯王矣。明时，养坤及其党张耀文来降。已而养坤叛去，谕其下追斩之。击贼惠登相于泾阳、三原，登相西走。河南贼马进忠、刘国能等十七部入渭南，追之出关，复合河南兵夹击之，先后斩首千余级。进忠等复扰商、雒、蓝田，叛卒与之合，将犯西安。遣左光先、曹变蛟追走之渭南，降其渠一条龙，招还胁从。募健儿击余贼，斩圣世王、瓦背、一翅飞，降镇天王、上山虎，又歼白捍贼渠魁数人。关南稍靖。遣副将盛略等败贼大天王于宝鸡，贼走入山谷，传庭追之凤翔。他贼出栈道，谋越关犯河南，还军击，贼走伏斜谷，复大败之，降其余众。西安四卫，旧有屯军二万四千，田二万余顷，其后田归豪右，军尽虚籍。传庭厘得军万一千有奇，岁收屯课银十四万五千余两，米麦万三千五百余石。帝大喜，增秩，赉银币。
会杨嗣昌入为本兵，条上方略。洪承畴以秦督兼剿务，而用广抚熊文灿为总理。分四正六隅，马三步七，计兵十二万，加派至二百八十万，期百日平贼。传庭移书争之，曰：“无益，且非特此也。部卒屡经溃蹶，民力竭矣，恐不堪命。必欲行之，贼不必尽，而害中于国家。”累数千言，嗣昌大忤。部议，秦抚当一正面，募土著万人，给饷银二十三万，以商、雒等处为汛守。传庭知其不可用也，乃核帑藏，蠲赎锾，得银四万八千，市马募兵，自办灭贼具，不用部议。会诸抚报募兵及额，传庭疏独不至。嗣昌言军法不行于秦，自请白衣领职，以激帝怒。传庭奏曰：“使臣如他抚，籍郡县民兵上之，遂谓及额，则臣先所报屯兵已及额矣。况更有募练马步军，数且逾万，何尝不遵部议。至百日之期，商、雒之汛守，臣皆不敢委。然使贼入商、雒，而臣不能御，则治臣罪。若臣扼商、雒，而逾期不能灭贼，误剿事者必非臣。”嗣昌无以难，然衔之弥甚。传庭两奉诏进秩，当加部衔，嗣昌抑弗奏。十一年春，贼破汉阴、石泉，则坐传庭失援，削其所加秩。
传庭出扼商、雒。大天王等犯庆阳、宝鸡，还军战合水，破走之，获其二子，追击之延安。过天星、混天星等从徽、秦趋凤翔，逼澄城。传庭分兵五道击之杨家岭、黄龙山，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大天王知二子不杀，遂降。贼引而北，犯延安。传庭策鄜州西、合水东三四百里，荒山邃谷，贼入当自毙，乃率标兵中部遏其东，檄变蛟、庆阳拒其西，伏兵三水、淳化间。贼饥，出掠食，则大张旗帜， 鸣鼓角以邀之，一日夜驰二百五十里。贼大惊，西奔，至职田庄，遇伏而败；复走宝鸡，取栈道，再中伏大败；折而走陇州关山道，又为伏兵所挫。三败，贼死者无算，过天星、混天星并降。又逐贼邠、宁间，陷阵，获其渠。河南贼马进忠、马光玉驱宛、洛之众，箕张而西。传庭击之，贼还走。又设伏于潼关原，变蛟逐贼入伏。而闯王李自成者，为洪承畴所逐，尽亡其卒，以十八骑溃围遁。关中群盗悉平，是为崇祯之十一年春也。捷闻，大喜，先叙澄城之捷，命加传庭部衔。嗣昌仍格不奏。
当是时，总理熊文灿主抚。湖广贼张献忠已降，惟河南贼如故。罗汝才、马进忠、贺一龙、左金王等十三部西窥潼关，联营数十里。传庭计曰：“天下大寇尽在此矣。我出击其西，总理击其东，贼不降则灭。此贼平，天下无贼矣。献忠即狙伏，无能为也。”乃遂引兵东，大败贼阌乡、灵宝山间，贯其营而东，复自东以西。贼窘甚，以文灿招降手谕上，言旦夕且降。传庭曰：“尔曹日就熊公言抚，而日攻堡屠寨不已，是伪也。降即解甲来，有说即非真降，吾明日进兵矣。”明日擐甲而出，得文灿檄于途中曰：“毋妒吾抚功。”又进，得本兵嗣昌手书，亦云。传庭怏怏撤兵还。然贼迄不就抚，移瞰商、雒。文灿悔，期传庭夹击。属吏王文清等三战三败之，贼奔内乡、淅川而去。传庭既屡建大功，其将校数奉旨优叙，嗣昌务抑之不为奏。传庭恳请上其籍于部，嗣昌曰：“需之。”
十月，京师戒严，召传庭及承畴入卫，擢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总督卢象升督诸镇援军，赐剑。当是时，传庭提兵抵近郊，与嗣昌不协，又与中官高起潜忤，降旨切责，不得朝京师。承畴至，郊劳，且命陛见，传庭不能无觖望。无何，嗣昌用承畴以为蓟督，欲尽留秦兵之入援者守蓟、辽。传庭曰：“秦军不可留也。留则贼势张，无益于边，是代贼撤兵也。秦军妻子俱在秦，兵日杀贼以为利，久留于边，非哗则逃，不复为吾用，必为贼用，是驱民使从贼也。安危之机，不可不察也。”嗣昌不听。传庭争之不能得，不胜郁郁，耳遂聋。
传庭初受命，疏言：“年来疆事决裂，由计画差谬。事竣，当面请决大计。”明时，帝移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既解严，疏请陛见。嗣昌大惊，谓传庭将倾之，斥来役赍疏还之传庭。传庭愠，引疾乞休。嗣昌又劾其托疾，非真聋，帝遂发怒，斥为民，下巡抚杨一俊核真伪，一俊奏言：“真聋，非托疾。”并下一俊狱。传庭长系待决，举朝知其冤，莫为言。在狱三年，文灿、嗣昌相继败。而是时，闯王李自成者，已攻破河南矣，犯开封，执宗龙，杀唐王，兵散而贼益横。帝思传庭言，朝士荐者益众。
十五年正月，起传庭兵部右侍郎，亲御文华殿问剿贼安民之策，传庭侃侃言。帝嗟叹久之，燕劳赏赉甚渥，命将禁旅援开封。开封围已解，贼杀陕督汪乔年，帝即命传庭往代。大集诸将于关中，缚援剿总兵贺人龙，坐之麾下，数而斩之。谓其开县噪归，猛帅以孤军失利而献、曹出柙也；又谓其遇敌先溃，新蔡、襄城连丧二督也。诸将莫不洒然动色者。
传庭既已诛杀人龙，威詟三边，日夜治军为平贼计，而贼遂已再围开封。诏御史苏京监延、宁、甘、固军，趣传庭出关。传庭上言：“兵新募，不堪用。”帝不听。传庭不得已出师，以九月抵潼关。大雨连旬，自成决马家口河灌开封。开封已陷，传庭趋南阳，自成西行逆秦师。传庭设三覆以待贼：牛成虎将前军，左勷将左，郑嘉栋将右，高杰将中军。成虎阳北以诱贼，贼奔入伏中，成虎还兵而斗，高杰、董学礼突起翼之，左勷、郑嘉栋左右横击之。贼溃东走，斩首千余。追三十里，及之郏县之冢头，贼弃甲仗军资于道，秦兵趋利。贼觇我军嚣，反兵乘之，左勷、萧慎鼎之师溃，诸军皆溃。副将孙枝秀跃马以追贼，击杀数十骑，贼兵围之，驰突不得出，马蹶被执，植立不挠。以刃临之，瞠目不答。一人曰：“此孙副将也。”遂杀之。参将黑尚仁亦被执不屈而见杀，覆军数千，材官小将之殁者，张渼奎、李栖凤、任光裕、戴友仁以下七十有八人。贼倍获其所丧马。传庭走巩，由孟入关，执斩慎鼎；罚勷马以二千，以勷父光先故，贷勷。是役也，天大雨，粮不至，士卒采青柿以食，冻且馁，故大败。豫人所谓“柿园之役”也。
传庭既已败归陕西，计守潼关，扼京师上游。且我军新集，不利速战，乃益募勇士，开屯田，缮器，积粟，三家出壮丁一。火车载火炮甲仗者三万辆，战则驱之拒马，止则环以自卫。督工苛急，夜以继日，秦民不能堪。而关中频岁饥，驻大军饷乏，士大夫厌苦传庭所为，用法严，不乐其在秦。相与哗于朝曰：“秦督玩寇矣。”又相与危语恫胁之曰：“秦督不出关，收者至矣。”明时五月，命兼督河南、 四川军务，寻进兵部尚书，改称督师，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务，赐剑。趣战益急。传庭顿足叹曰：“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顷之，不得已遂再议出师。总兵牛成虎将前锋，高杰将中军，王定、官抚民将延、宁兵为后劲，白广恩统火车营，檄左良玉赴汝宁夹击。当是时，自成已据有河南、湖北十余郡，自号新顺王，设官置戍，营襄阳而居之。将由内、淅窥商、雒，尽发荆、襄兵会于氾水、荥泽，伐竹结筏，人佩三葫芦，将谋渡河。传庭分兵防御。八月十日，传庭出师潼关，次于阌乡。二十一日，师次陕州，檄河南诸军渡河进剿。九月八日，师次汝州，伪都尉四天王李养纯降。养纯言贼虚实：诸贼老营在唐县，伪将吏屯宝丰，自成精锐尽聚于襄城。遂破贼宝丰，斩伪州牧陈可新等。遂捣唐县，破之，杀家口殆尽，贼满营哭。转战至郏县，遂擒伪果毅将军谢君友，斫贼坐纛，尾自成几获。贼奔襄城，大军遂进逼襄城。贼惧谋降，自成曰：“无畏！我杀王焚陵，罪大矣，姑决一死战。不胜，则杀我而降未晚也。”而大军时皆露宿与贼持，久雨道泞，粮车不能前。士饥，攻郏破之，获马骡啖之立尽。雨七日夜不止，后军哗于汝州。贼大至，流言四起。不得已还军迎粮，留陈永福为后拒。前军既移，后军乱，永福斩之不能止。贼追及之南阳，官军还战。贼阵五重，饥民处外，次步卒，次马军，又次骁骑，老营家口处内。战破其三重。贼骁骑殊死斗，我师阵稍动，广恩军将火车者呼曰：“师败矣！”脱挽辂而奔，车倾塞道，马挂于衡不得前，贼之铁骑凌而腾之，步贼手白棓遮击，中者首兜鍪俱碎。自成空壁蹑我，一日夜，官兵狂奔四百里，至于孟津，死者四万余，失亡兵器辎重数十万。传庭单骑渡垣曲，由阌乡济。贼获督师坐纛，乘胜破潼关，大败官军。传庭与监军副使乔迁高跃马大呼而殁于阵，广恩降贼。传庭尸竟不可得。传庭死，关以内无坚城矣。
初，传庭之出师也，自分必死，顾语继妻张夫人曰：“尔若何？”夫人曰：“丈夫报国耳，毋忧我。”及西安破，张率二女三妾沉于井，挥其八岁儿世宁亟避贼去之。儿逾墙堕民舍中，一老翁收养之。长子世瑞闻之，重趼入秦，得夫人尸井中，面如生。翁归其弟世宁，相扶携还。道路见者，知与不知皆泣下。传庭死时，年五十有一矣。传庭再出师皆以雨败也。或言传庭未死者，帝疑之，故不予赠廕。传庭死而明亡矣 。
明末最精锐的部队，能与满清的八旗军正面交锋。他们分别是：秦兵——孙传庭；关宁铁骑——孙承宗，袁崇焕；天雄军——卢象升。
孙传庭到陕西以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按照“以秦兵卫秦地，以秦地养秦兵”的理念，实行屯田，发展经济。经过治理，年收税银14．5万两，米麦1．35万石，孙传庭以此招募训练了一只劲旅。这只劲旅就是秦兵。
或许是受了大秦岭的豪气影响，生活在谷中的人似乎从出生开始，骨子里就秉承着一种彪悍的个性，正如这里的山歌所唱："山歌明末三大军子来把山头，阎王见我也发愁。孔夫子见我就下马，皇帝见我也低头。"
明末的军队，战斗力最强的，是关宁铁骑，排第三的，是天雄军，排在第二的，是秦兵。
关宁铁骑之所以强悍，因为机动；天雄军善战，因为团结；而秦兵的战斗力，因为个性。秦兵的主力，大都来自陕西榆林。
这支彪悍的军队，曾经让不知情的兵家吃尽了苦头。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闯王高迎祥，他甚至因为无知还在子午谷中丢了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