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进中，王位世袭制是继“禅让制”后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变革。这一制度以血缘为纽带，将最高权力锁定于特定家族内部，奠定了“家天下”的政治格局。而其开创者，正是夏朝第二代君主——启。
一、从禅让到世袭：启的权力继承革命
在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首领的推选遵循“禅让制”，即由贤能者接任领导权。尧传舜、舜传禹的典故，正是这一民主传统的体现。然而，禹在晚年却打破了这一惯例。据《史记·夏本纪》记载，禹曾指定皋陶、伯益为继承人，但皋陶早逝，伯益因威望不足未能服众。禹死后，其子启凭借新兴奴隶主贵族的支持，以武力镇压反对势力，最终继承王位。这一事件标志着“公天下”的禅让制向“家天下”的世袭制转变。
启的继承并非一帆风顺。伯益曾按禅让传统避让，但启的部下通过交出武器、发动政变等方式，帮助启夺取权力。这一过程充满暴力与权谋，但最终确立了“父死子继”的核心规则。正如《竹书纪年》所载：“益干启位，启杀之。”启的胜利，本质是新兴奴隶主阶级对部落联盟旧势力的清算，也是私有制下权力垄断的必然结果。
二、世袭制的本质：血缘与权力的深度绑定
王位世袭制的核心特征在于“家天下”的权力传承模式。它以父系血缘为唯一标准，将王位、爵位乃至土地、财富限定于家族内部传递。这一制度的设计包含双重逻辑：
继承规则的灵活性：虽以“父死子继”为主，但商朝中期曾盛行“兄终弟及”，西周则通过宗法制确立“嫡长子继承制”。例如，周天子嫡长子为“世子”，继承王位；庶子则分封为诸侯，形成“大宗—小宗”的等级体系。这种灵活性既保障了权力交接的稳定性，又为家族内部矛盾埋下伏笔。
与宗法制的结合：西周将世袭制与宗法制度深度融合，通过祭祀权、继承权的分配，构建起“家国同构”的社会秩序。周天子不仅是政治领袖，更是宗族族长，其权力合法性源于“天命”与血缘的双重认证。这种设计使世袭制超越单纯权力传承，成为维系社会结构的纽带。
三、历史影响：从社会变革到制度固化
启开创的世袭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社会形态的转型：世袭制的确立标志着中国从原始部落联盟向奴隶制国家的跨越。据《微信公众平台（腾讯网）》文章，这一变革使“国家机构体制随之建立”，为后续文明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例如，夏朝通过世袭制巩固统治后，得以集中资源修建城池、发展农业，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
权力垄断的固化：世袭制将最高权力封闭于特定家族，导致“任人唯亲”的弊端。商纣王“酒池肉林”、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等暴政，均源于世袭制下继任者能力与权力的失衡。这种矛盾最终引发社会动荡，成为朝代更替的导火索。
制度生命的延续：尽管饱受争议，世袭制仍在中国延续近四千年，直至1912年清朝灭亡。其生命力源于两方面：一是适应农业社会的稳定需求，通过血缘传承减少权力争夺成本；二是与宗法制、分封制等配套制度形成互补，构建起严密的统治网络。
四、历史评价：进步与局限的辩证
对于启开创的世袭制，历代史家评价不一。支持者认为，它避免了禅让制下因权力交接引发的杀戮，如《荀子·正论》所言：“夫曰尧舜禅让，是虚言也。”反对者则批判其导致“人治”与专制，如《韩非子·说疑》记载：“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
从现代视角看，世袭制的开创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私有制发展的产物，也是早期国家治理的探索。尽管存在“传子不传贤”的局限，但其通过制度化手段保障权力稳定传承，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提供了关键支撑。正如《百度百科》所述：“王位世袭制体现了权位的不可转移，后来成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