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传说中，仓颉被尊为“造字圣人”，其造字事迹被载入《荀子》《淮南子》《说文解字》等典籍。尽管现代考古学证实汉字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仓颉作为文字整理与系统化的关键人物，其创造的文字体系以象形符号为核心，奠定了汉字“形义结合”的基础框架。这一结论可从历史文献、造字方法及文化影响三方面得到印证。
一、历史文献中的象形造字记载
古籍明确记载仓颉造字以观察自然为灵感来源。《淮南子》载：“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暗喻文字突破口语传播的局限，使人类认知能力跃升；《河图玉版》则描述其“见鸟兽蹄迒之迹，始制文字”，强调符号与实体事物的对应关系。具体而言：
直观模拟：如“日”字最初为圆形符号，模拟太阳轮廓；“水”字以波浪线表现水流形态，与甲骨文中“日”“水”的写法一脉相承。
抽象提炼：符号并非完全写实，而是提炼事物显著特征。例如“鸟”字源于鸟类足迹的纹路，而非具体鸟类形态；“山”字通过三座山峰的轮廓抽象化表达。
结构简化：早期符号线条简练，便于刻划在兽骨或陶器上。这种“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造字原则，被《说文解字》总结为汉字构造的基石。
二、仓颉造字的六类方法与象形核心
仓颉被认为创造了六类文字，其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类直接关联象形思维：
象形字：直接描绘事物外形，如“日、月、山、水”，占早期文字的60%以上。
指事字：在象形符号上添加抽象标记，如“刃”字在刀口处加一点，“本”字在树根处加一横，均以象形为基础延伸。
会意字：组合多个象形符号表达新义，如“休”字由“人”与“木”组成，表示“人在树下休息”；“采”字由“手”与“木”组成，表示“摘取果实”。
形声字：以象形符号为形旁，附加声旁表音，如“江、河”以“水”为形旁，“工、可”为声旁。这类字虽出现较晚，但形旁仍保留象形特征。
后两类转注字（如“老、考”）与假借字（如“令、长”）未创造新字形，更多是文字使用规则的补充，但象形字始终是仓颉文字体系的核心。
三、仓颉造字的文化影响与历史定位
仓颉的贡献不仅在于创造文字，更在于系统化整理民间符号，使其成为可复用的文字库。这一过程与秦始皇“书同文”政策异曲同工，均通过统一文字强化国家治理：
文化传承：文字使历史、技艺与思想突破时空限制，推动文明加速发展。例如，甲骨文中关于祭祀、战争、农业的记载，均依赖仓颉奠定的文字框架。
社会管理：规范的文字体系提升了税收、法律与政令的执行效率。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竹简文书，均以仓颉文字为基础演变而来。
精神象征：仓颉被道教尊为“文字之神”，其“双目重瞳”的传说象征超凡洞察力，而“天雨粟，鬼夜哭”的记载则凸显文字对人类认知的革命性影响。
四、现代视角下的仓颉造字：集体智慧的象征
尽管考古证据表明，中国文字史早于仓颉数千年（如仰韶文化陶器符号），但仓颉的功绩在于将分散的符号系统化。鲁迅在《门外文谈》中指出：“仓颉不止一个”，强调文字是劳动人民长期实践的结晶。仓颉的角色更接近“首席整理官”，其创造的象形文字体系为汉字演变提供了基础框架，使后续指事、会意、形声等造字法得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