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0年正月，北宋政坛因宋哲宗的猝然离世陷入动荡。这位年仅25岁的皇帝未留下子嗣，皇位继承成为朝堂焦点。在宰相章惇力主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时，向太后却以“端王有福寿，且仁孝”为由，强行推举非嫡非长的端王赵佶继位。这场看似突兀的决策，实则是宫廷权力结构、个人情感偏好与政治利益博弈的必然结果。
一、权力真空下的嫡母权威：向太后的政治资本
作为宋神宗的皇后、宋哲宗的嫡母，向太后在哲宗朝长期处于权力边缘。哲宗生母朱太妃因儿子继位，地位虽不及太后，却因血缘纽带更受皇帝信任。哲宗亲政后，新党势力主导的“绍述之政”与向太后代表的旧党立场尖锐对立，进一步削弱了她的政治影响力。然而，哲宗的猝死瞬间改变了权力格局——向太后作为唯一在世的法定监护人，成为皇位继承的最终决策者。
这种权威的突然赋予，使向太后得以突破此前受制于朱太妃与新党的困境。她拒绝章惇“立简王”的提议，本质是对哲宗朝权力结构的反制。通过立赵佶，向太后不仅否定了朱太妃一系的政治继承权，更以“嫡母”身份重新确立了皇室正统的象征意义，为旧党势力回归铺平道路。
二、赵佶的“讨好策略”：宫廷生存的智慧
赵佶的继位并非完全被动。作为神宗第十一子，他自幼因生母地位低下而缺乏政治靠山，这迫使他必须通过讨好权威人物巩固地位。向太后成为其重点经营的对象：他不仅日常请安恭谨，更对太后身边侍从礼遇有加，通过口碑传播塑造“仁孝”形象。这种策略在哲宗病重期间达到高潮——当朝廷对皇位继承人选议论纷纷时，赵佶的恭顺态度与简王赵似的默不作声形成鲜明对比，进一步强化了向太后对他的好感。
更关键的是，赵佶展现出的艺术天赋成为重要加分项。在崇尚文治的北宋宫廷，他精通书画、诗词的才情，既符合贵族文化修养的标准，又与向太后追求的“仁孝”形象形成互补。相比之下，简王赵似因性格内敛、缺乏政治表现，在向太后眼中显得“木讷无趣”，最终被排除在候选之外。
三、新旧党争的延续：向太后的政治立场
向太后与朱太妃的矛盾，本质是旧党与新党的代理战争。哲宗亲政后，章惇、蔡卞等新党重臣主导的“绍述之政”全面否定元祐更化，打击旧党势力。向太后作为旧党领袖高滔滔的盟友，对这种政治清算深恶痛绝。立赵佶为帝，是她反击新党的关键一步。
赵佶继位后，向太后迅速展开政治清算：她以“元祐党人”平反为突破口，恢复孟皇后位号，贬斥章惇、蔡卞等新党骨干，并重用旧党韩忠彦、曾布等人。这种政策转向表明，立赵佶不仅是个人选择，更是向太后为旧党争取政治空间的战略布局。她需要一位易于控制的皇帝，而赵佶对政事的疏离与对艺术的痴迷，恰好符合这一需求。
四、历史回响：一个错误决策的连锁反应
向太后的决策虽在短期内稳定了政局，却为北宋灭亡埋下伏笔。赵佶即位后，初期虽尝试调和新旧党争，但很快沉迷于艺术创作与道教信仰，将朝政委托给蔡京等奸臣。他主导的“花石纲”劳役激化社会矛盾，方腊、宋江起义相继爆发；对金国的战略误判更导致靖康之变，断送了北宋百年基业。
后世史家对向太后的批评集中于两点：其一，她忽视章惇“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的警告，被赵佶的表面恭顺迷惑；其二，她为私利破坏“兄终弟及”的继承传统，加剧了皇室内部的分裂。然而，若置于当时语境，向太后的选择实属无奈——在权力斗争中，她必须通过立赵佶来维护自身地位与旧党利益，至于国家长远命运，已非这位深宫妇人所能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