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女萧红，时乖命蹇，年方而立，撒手人寰，弥留之际，留下遗言：“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这“半部‘红楼’”何所指？
好读书，不求甚解”辈多半会顺势想到《红楼梦》。盖《红楼梦》曹雪芹只写了前80回，可称“半部”，张爱玲著名“五恨”，其中一恨就是“《红楼梦》未完”。
1985年10月，罗孚写下《萧红的骨灰》一文，文中披露柳亚子避居香港期间，与萧红结为忘年交，相继为萧红写诗10首，多为《柳亚子诗词选》所不收，而见于《磨剑室诗词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第1版)。
1947年柳亚子到港访萧红埋骨灰处不得，写有七律二首，题为《十一月四日蕴山以车迓，偕翦伯赞、刘遐晖同游浅水湾，觅萧红女弟埋骨灰处不获，怅然有作》。内有“辛苦红楼成绝笔，咸阳烽燧正烧天”句，句后注云：“萧红临命以尚有半部红楼未写为憾，盖欲传长征后延京史记。曰‘红楼’者，赤都之隐语，非欲续曹雪芹书也”。
按柳氏此说，革命色彩最浓，然恐非萧红“半部‘红楼’”本意。萧红是个“内观”和“自传体”型作家(葛浩文语)，无论其成名作《生死场》，还是在港期间所撰《呼兰河传》、《马伯乐》，皆以本人生活经历为背景。而萧红对延安只停留在“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阶段，全无感性认识，说其念念不忘之“半部‘红楼’”便是想写一部“延京史记”，与其以往创作轨迹不符，逻辑上难以成立。
葛浩文著《萧红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出语谨慎，没有对萧红“半部‘红楼’”给出直接解释，只是在注释中写道：“这‘红楼’或许是她所计划写的长篇，如今无法得知。”
萧红所以“身先死，不甘，不甘”，系确有许多东西要写，光长篇就欲写《晚钟》、《泥河》，前者反映哈尔滨女学生斗争生活，后者描述北大荒开荒生活(见端木蕻良《纪念萧红，向党致敬》)。
至于骆宾基在《萧红小传订正版前记》中所说，萧红所欲写“半部‘红楼’”是指要续写冯雪峰《卢代之死》，其说更难成立。冯雪峰呕心沥血，历时三年完成了50多万字红军长征题材小说《卢代之死》初稿，“皖南事变”后冯雪峰被国民党宪兵逮捕，文稿也从此失落，后来重写未果，成为终生憾事。
《卢代之死》既从未面世，自然谈不上“半部‘红楼’”，当然也无从续写。细味萧红“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语意，分明是自己已写了“半部‘红楼’”，今已无法续写下去，并非欲续写他人之“半部‘红楼’”。张爱玲恨“《红楼梦》未完”，也是恨书未能由曹雪芹本人写完。
因此，萧红引以为憾、耿耿于怀之“半部‘红楼’”，只能是续写己作。据骆宾基《萧红小传》记载，萧红曾希望骆将其送到上海，“有一天我还会健健康康的出来。我还有《呼兰河传》第二部要写……。”这“《呼兰河传》第二部”理应是萧红心目中那“半部‘红楼’”。
自20岁始，萧红就不得不逃离战乱，从哈尔滨、青岛、上海，到临汾、西安、武汉、重庆、香港，奔波一路，流浪半生。萧红流浪，不为“天空飞翔的小鸟”，不为“山间清流的小溪”，梦中也没有“橄榄树”在呼唤，只有呼兰小城风情——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娘娘庙大会……常忆常新，小城人物——老祖父、团圆媳妇、有二伯、冯歪嘴子……频频入梦。
萧红人在异乡，心系故乡，烽火漫天，有乡难归，只能靠回忆往事来构筑一处精神家园，以解东奔西走之苦，以慰颠沛流离之魂。可惜当时中国大地，多受倭寇践踏，人们耳闻目睹，皆是炮火硝烟，对田园牧歌已经相当陌生。
因此有评论家说《呼兰河传》乃一大退步之作，说萧红脱离群众和斗争，而对《呼兰河传》“有童话的美善，有社会诗的辛酸，有叙事诗的明朗，有散文的轻快，有民间歌谣的凄婉亲切，有乡土文学的多彩多姿”(台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周锦语)，根本无从领会，解读不敌误读。
相反，萧红对自己这部巅峰之作，显得满有信心，特意在《呼兰河传》文前注明：“本书作者保留一切权益”，与其说是未卜先知(后来此书果有版权纠纷)，不如说是萧红对这部心血之作情有独钟。居无定所，情感扑朔，唯有故乡往事才能充当“定心丸”，因此，萧红视《呼兰河传》“半部‘红楼’”，欲成全璧，尽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