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年，浙东学派以经世致用为核心，培养出一批兼具政治理想与学术深度的学者。王应麟（1223-1296）作为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以“博洽多闻”著称，其一生横跨政治实践与学术创造，留下二十余种、六百多卷著作，成为连接南宋与元初文化的重要桥梁。
一、政治生涯：刚直敢言的士大夫精神
王应麟出身于庆元府鄞县（今浙江宁波）的官宦世家，父亲王撝曾任温州知州，师从吕祖谦弟子楼昉。受家庭熏陶，他自幼展现出非凡的学术天赋，9岁通晓《六经》，18岁中进士，23岁以博学宏词科入仕。其仕途历经理宗、度宗、恭帝三朝，历任太常寺主簿、礼部尚书兼给事中等职，却因直言敢谏屡遭权臣打压。
（一）对抗权臣的三次交锋
弹劾丁大全：宝祐年间，丁大全为掩盖边防失利，粉饰太平。王应麟上书揭露其“欺君罔上”，直言“淮蜀危急，民困赋重”，最终被贬外任。
阻击贾似道：贾似道专权期间，王应麟任秘书监时拒绝与其同流合污，甚至在丁家洲兵败后，上书痛斥其误国，促使贾似道被贬杀。
临终谋国：南宋末年，王应麟任礼部尚书时献《备御十策》，提出“急征讨、明政刑、防海道”等主张，但因朝廷腐败未被采纳。
（二）政治理想的实践困境
王应麟的仕途始终伴随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他主张“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强调人才选拔应遵循“九德”“三俊”标准，但南宋末年“君昏臣奸”的局势使其政治抱负难以施展。1275年，他愤而辞官归隐，以“不臣元朝”为原则，在著作中仅署甲子不写年号，以示气节。
二、学术成就：考据学与百科全书的双重典范
王应麟的学术贡献横跨经史子集、天文地理，其著作体系呈现出鲜明的考据学特征与教育目的。
（一）考据学三大家之作
《困学纪闻》：这部二十卷的札记考证类专著，以经学考辨为核心，兼及天文、地理与诗文评述。全书采用“说经八卷、考史六卷、评诗文三卷、杂识一卷”的结构，系统梳理典籍源流。清代学者阎若璩、全祖望曾作注疏，形成“七笺本”，与《容斋随笔》《梦溪笔谈》并称宋代考据笔记三大家。书中对《尚书·立政》篇“九德”“三俊”的阐释，体现了其“国以人为盛衰”的人才观。
《汉艺文志考证》：针对《汉书·艺文志》的缺漏，王应麟仿《经典释文》体例，补入《连山》《归藏》《鬼谷子》等26部未载古籍，并辨析邓析非子产所杀、《家语》非今本等学术争议，展现了严谨的考据精神。
（二）百科全书式巨著《玉海》
为准备博学宏词科考试，王应麟私撰《玉海》二百卷，全书分天文、地理、官制、食货等21门，子目达二百四十余类。其史料多采自“实录”和“国史日历”，卷末附《辞学指南》四卷及《诗考》《诗地理考》等13种，成为科举考试的知识宝库。明代学者评价其“贯串奥博，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
（三）蒙学教育的革命性创新
《三字经》的创作，源于王应麟对幼子教育的实践。这部以三字韵文写成的启蒙读物，通过“玉不琢，不成器”“孟母三迁”等典故，将儒学伦理、历史常识与勤学精神融为一体。其语言简练、朗朗上口的特点，使其自南宋以来风行700余年，流传至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地，199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尽管明代学者曾争议作者身份，但清代王相在《三字经训诂》中明确署名王应麟，其学术背景为该书权威性奠定基础。
三、教育理念：从政治实践到文化传承
王应麟的教育思想贯穿其政治与学术生涯。他主张“充善端于‘蒙泉’之始，绝恶念于‘履霜’之萌”，强调儿童时期是人格培养的关键阶段。在《困学纪闻》中，他多次引用《周易·蒙卦》《颜氏家训》等典籍，论证蒙学教育应“及早进行善的启发”。
（一）知人用人的政治教育
王应麟将人才观融入教育实践。他通过《尚书·立政》篇“九德”“三俊”的阐释，提出“三宅无义民”的选才标准，强调实际治绩的重要性。这种务实精神，与其在西安主簿任上“绳之以法，民皆畏服”的治理实践一脉相承。
（二）隐居时期的学术传承
南宋灭亡后，王应麟闭门著书二十年，培养弟子戴表元、袁桷、史蒙卿等浙东学派传人。其著作通过考据与汇编，为后世保留了大量濒临失传的典籍。例如，《诗地理考》对《诗经》中地理名称的考证，填补了宋代学术空白。
四、历史评价：跨越时空的学术遗产
王应麟的学术与政治生涯，在后世引发持续关注。明代诗人黄润玉在《先贤赞》中以“尼父泣麟，先生自泣”喻其怀国之情，清代《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其“贯串奥博，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现代学者徐宇宁指出，王应麟是宁波文化的丰碑，其治学精神与教育理念至今仍具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