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年，卢多逊（934—985年）以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为起点，从后周进士起步，历经宋太祖、宋太宗两朝，官至宰相，成为北宋初期政坛的核心人物。然而，这位以“博涉经史、聪明强记”著称的权相，其仕途轨迹却充满争议：他既是制度建设的推动者，也是党争倾轧的参与者；既是文韬武略的践行者，也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评价卢多逊是否为“好官”，需穿透历史迷雾，从政治贡献、个人品行与时代局限三重视角展开辩证分析。
一、制度奠基：北宋初期国家治理的“幕后推手”
卢多逊的仕途巅峰与北宋初期的制度建设高度重合。宋太祖开宝年间，他主持编纂了多部开创性典籍：
地理图经：领衔修订《开宝诸道图经》，首次系统整理全国地理信息，为统一疆域管理提供依据；
政治礼仪：制定《开宝通礼》及《通礼义纂》，规范朝廷仪轨，强化中央集权；
医药典籍：参与编修《开宝本草》，推动医药学传承；
官制规范：主持修订《循资格》《长定格》等，构建官员选拔与考核体系。
这些成就使他成为北宋初期国家治理体系的“架构师”之一。例如，在统一战争中，他通过智取江南图经、谋策吴越和平统一，为宋太宗攻灭北汉提供战略支持，展现出军事与行政的复合能力。若仅以制度贡献论，卢多逊堪称能臣。
二、党争倾轧：权力游戏中的“双面镜像”
卢多逊的仕途转折点，始于与赵普的长期权力斗争。这场斗争折射出北宋初期皇权与相权、儒术与勋旧的深层矛盾：
学术压制：卢多逊以“宰相须用儒者”为旗帜，通过修订《五代史》、重修时政记等举措，试图削弱赵普等勋旧派的影响力；
人事倾轧：他排挤赵普妹婿侯仁宝、打压异己李昉，甚至借机罢黜王祜等不附己者，形成以同年、同僚关系结党的政治集团；
舆论操控：利用翰林学士身份，在太祖召对时“先通夕阅览”史书，以“对答如流”塑造个人形象，挤压赵普的政治空间。
这种党争手段虽符合宋代“领袖、机遇与竞争环境”的官场生态，却也暴露出其权力欲望的膨胀。例如，他因学士扈蒙上《圣功颂》获太祖褒奖而心生嫉恨，最终导致扈蒙被贬江陵，凸显其狭隘的权力观。
三、流放崖州：皇权斗争的“终极祭品”
卢多逊的悲剧命运，本质是皇权巩固的牺牲品。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赵普借“秦王赵廷美交通卢多逊谋篡”案发难，指控其“交结藩邸、窥伺君亲”。尽管宋太宗力排众议免其死罪，但仍以“大逆不道”为由削夺官爵，流放崖州（今海南三亚）。这一处罚在宋代“不杀大臣”的潜规则下已属极刑，其背后是皇权对相权的彻底压制：
政治清算：赵普通过构陷卢多逊，既除去了政敌，又为太宗除去赵廷美提供了借口，一箭双雕；
地域惩罚：崖州作为流放地，象征性地将卢多逊排除在政治中心之外，其“纵逢大赦，不在量移之限”的诏令更显皇权冷酷；
文化符号：卢多逊在崖州创作的《水南村二首》，以“桃源”隐喻贬谪生活的安宁，却难掩其“望长安而不见”的政治绝望，成为权力斗争的文学注脚。
四、历史镜鉴：好官标准的时代叩问
评价卢多逊是否为“好官”，需回归宋代官僚体系的价值坐标：
能力维度：他在制度建设、军事谋略、文化传承上的贡献，符合“能臣”标准；
道德维度：党争倾轧、排挤异己的行为，违背了儒家“君子和而不同”的伦理；
时代局限：在皇权至上的体制下，卢多逊的权力欲望与政治手段，实为官场生存的必然选择。
若以现代标准苛求古人，卢多逊难称“好官”；但若置于北宋初期“强干弱枝、集权中央”的历史语境中，他的制度贡献与政治手腕，恰是时代转型期的典型缩影。正如《崖州寻古》所评：“卢多逊的沉浮，是北宋皇权与相权博弈的微观样本，其功过需在历史动态中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