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北宋中期政坛的标杆性人物，吕公著（1018—1089）以四朝元老的身份贯穿仁宗至哲宗四朝，其政治智慧、学术造诣与人格风范，在《宋史》《东都事略》等典籍中留下浓墨重彩的记载。后世对其评价，既聚焦于其守成良相的政治功业，亦惊叹于其"语约理尽"的学术开创，更折服于其"纯诚厚德"的精神境界。
一、后世评价：德业双修的典范
（一）政治领域的守成之才
吕公著的政治生涯以"持正"为核心。欧阳修称其"器识深远，沉静寡言"，王安石赞其"冲深而能谋，宽博而有制"，司马光更直言"晦叔进用，天下皆喜，以为治"。在元祐更化期间，他与司马光共同废除新法，恢复科举取士传统，推行三省共议国事的制度，被《宋史》评价为"守资格以用人，无若李沆、王旦、司马光、吕公著之为相"。其子吕希哲总结其父为政特点："正献公每事持重近厚，然去就之际，极于介洁"，这种不附权贵的品格，使其成为北宋守成相的典型代表。
（二）学术领域的开山之功
吕公著在宋代学术史上具有开创性地位。他以"治心养性"为学术宗旨，著有《吕正献集》《吕氏孝经要语》等著作，被后世称为"吕学端绪"的奠基者。其讲学风格"语约而理尽"，连自视甚高的王安石也承认："每闻晦叔讲，便觉己语烦。"这种简明深邃的学术风格，对程颢、程颐等理学家产生直接影响，程颐曾盛赞其"力学好古，安贫守节"，堪称"圣世之逸民"。
（三）历史地位的特殊荣宠
吕氏家族在北宋政坛形成独特现象。吕公著与父亲吕夷简均官至宰相，且同以"司空平章军国事"退居二线，这种"父子两世宰执"的殊荣，被《宋史》作者脱脱感叹："虽汉之韦、平，唐之苏、李，荣盛孰加焉！"南宋高宗时期，虽因政治斗争短暂剥夺其谥号，但最终恢复"正献"谥号，哲宗亲题碑首"纯诚厚德"，彰显其历史地位的不可动摇。
二、轶事典故：士人风骨的生动写照
（一）濮议之争：直谏显风骨
英宗时期，围绕追封生父濮王的礼制争议（濮议之争）中，吕公著展现士大夫的铮铮铁骨。当英宗执意追尊濮王为"皇考"时，他直言："陛下即位以来，纳谏之风未彰，而屡绌言者，何以风示天下？"面对英宗的强硬态度，他竟以"称病不朝月余"相抗争，最终虽被外放蔡州，但其"不避斧钺"的勇气，被《东都事略》记载为"士艳其荣"的典范。
（二）新法之辩：智斗王安石
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吕公著与这位昔日好友展开激烈交锋。当青苗法推行时，他连续上疏："胁之以威，胜之以辩，而能得人心者也"，并直言吕惠卿"奸邪不可用"。王安石恼羞成怒，诬陷其"诬韩琦谋反"，导致吕公著被贬颍州。但即便身处逆境，他仍坚持学术交流，在颍州任上与苏轼、程颢等学者保持密切往来，这种"处变不惊"的学者风范，被陆游《老学庵笔记》记录为"虽遭逐而雅量不减"。
（三）佛理之辨：简静见本心
吕公著对佛学的研习颇具特色。他主张"学习佛者只是崇尚其观点简要"，而非拘泥形式。这种思想在其与司马光的对话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当司马光表示不喜佛学时，他劝解道："所谓的佛，学习的人只是崇尚它的观点的简要罢了，并非一定要每件事都要熟习，做方外人啊。"这种"以儒为体，以佛为用"的哲学观，影响其婿范祖禹、孙婿赵演形成"暑不挥扇，寒不烤火"的简静家风。
（四）荐贤之诚：破格举英才
作为伯乐，吕公著的识人之明令人惊叹。他力荐的孙觉、李常、王存等人，后来均成为元祐名臣；特别是对程颐的举荐，更显其眼光独到。当言官以"学术迂阔"攻击程颐时，他挺身而出："颢立身行己素有本末，昔在言路，辞意忠厚"，最终使程颐得以担任崇政殿说书。这种"一以至公待之"的用人原则，被游酢评价为"荐士报国，为世大法"。
三、历史回响：士大夫精神的永恒坐标
吕公著的一生，是北宋士大夫阶层"以天下为己任"精神的完美诠释。他在政治上坚持原则，在学术上开宗立派，在生活上简静自持，这种多维度的精神品格，使其成为后世评价北宋士大夫的重要标尺。
王夫之在《宋论》中将其与司马光并称，认为"吕申公、司马温公以洎孙固、吴充，渐起而居政地"，是北宋中期政治走向的关键人物。而当代史学家叶逋则从制度史角度指出："守资格以用人，无若……吕公著之为相"，肯定其在规范用人制度方面的贡献。这些评价，共同勾勒出吕公著作为守成良相、学术宗师、士林楷模的三重历史形象。
在今天重读吕公著，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更是一个时代士大夫精神的集体记忆。他的"纯诚厚德"，他的"持正不阿"，他的"荐贤不避嫌"，如同三面镜子，映照出中国传统文化中"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永恒价值。这种精神遗产，正是吕公著留给后世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