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堪称一场颠覆性变革。这场变革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三位关键人物对皇权的致命冲击。从李善长的跋扈到胡惟庸的谋逆，再到元朝制度的历史教训，朱元璋用最决绝的方式完成了中央集权的终极进化。
一、李善长：功臣集团的权力失控样本
作为朱元璋最早的谋士，李善长在洪武三年获封韩国公，位列开国六公之首。这位被《明史》评价为"外宽和，内多忌刻"的权臣，在掌权期间展现出令人震惊的排他性。他不仅将刘伯温等异己排挤出朝堂，更在朝中形成"非李氏不得进"的潜规则。其弟李存义任太仆寺卿时，竟公然在朝堂宣称："吾兄掌国政，吾辈自当横行。"
这种跋扈在洪武四年达到顶峰。当朱元璋欲调整江南赋税时，李善长竟联合六部尚书集体抗命，迫使皇帝收回成命。更致命的是，李善长在退休后仍通过门生故吏操控朝政，其推荐的胡惟庸最终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二、胡惟庸：相权膨胀的终极产物
洪武十三年爆发的胡惟庸案，堪称中国历史上最血腥的权力清洗。这位通过攀附李善长上位的丞相，在任期间将相权推向历史巅峰：
奏章截留：私设"通政司"，截留各地奏章，凡涉及弹劾自己的奏本一律扣押
人事垄断：在科举中安插亲信，形成"胡党"占据六部半数要职的局面
军事渗透：通过女婿李佑掌控锦衣卫部分职权，甚至私调卫所军队
当胡惟庸试图勾结北元、联络倭寇谋反的证据被坐实时，朱元璋的愤怒达到极点。这场清洗持续三年，诛杀三万余人，包括开国功臣陈宁、涂节等。但真正令朱元璋警醒的，是胡惟庸案暴露的制度漏洞——丞相竟能构建起独立于皇权的权力网络。
三、元朝遗患：制度性溃败的历史镜鉴
朱元璋对宰相制的警惕，更深植于元朝灭亡的教训。元代中书省权力极度膨胀，丞相脱脱甚至能擅自更改皇帝诏书。至正年间，中书右丞相伯颜当政时，竟出现"朝臣见伯颜如见君"的荒诞局面。这种相权凌驾皇权的现象，在朱元璋心中刻下深深烙印。
洪武十三年正月，朱元璋在处理完胡惟庸案后，立即颁布《废丞相大夫罢中书诏》，将中书省权力拆解为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这一改革彻底颠覆了自秦以来延续千年的宰相制度，使皇帝成为集决策、执行、监督于一身的超级统治者。
四、制度重构：皇权集成的双刃剑
废相后，朱元璋建立起前所未有的权力架构：
行政体系：六部尚书品级从正三品升至正二品，但实权被皇帝通过"条旨批红"制度严格控制
监察系统：将原御史台改组为都察院，赋予其"风闻奏事"的特权，形成对六部的制衡
秘书班子：永乐年间设立内阁，但严格限定为五品以下官员担任，防止其形成新的权力中心
这种设计在初期确实提升了行政效率。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的八天内，朱元璋共处理奏章1660件，处理国事3391件，平均每日批阅奏疏207份、处理国事424件。但长期来看，这种过度集权导致皇帝陷入事务性工作，为后续宦官专权埋下隐患。
五、历史回响：千年制度的终结与新生
朱元璋的权力手术彻底改变了中国政治生态。宰相制的废除标志着"君相共治"时代的终结，开启了"皇帝—官僚"二元结构的先河。这种变革在巩固皇权的同时，也造成制度性缺陷：当皇帝能力不足时，极易出现权臣或宦官专权。正德年间的刘瑾、嘉靖年间的严嵩、天启年间的魏忠贤，都是这种制度缺陷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