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4月25日，李自成在紫禁城武英殿仓促登基，次日便弃城西逃。这位曾以“均田免赋”口号席卷中原、推翻明朝的农民领袖，为何仅坐一天皇位便溃败如潮？其失败背后，是战略短视、政权缺陷与历史周期律的共同绞杀。
一、起义背景：天灾人祸下的必然爆发
李自成起义是明末社会矛盾的总爆发。政治上，明朝末年宦官专权、党争不断，官僚体系腐败至极，官员贪污成风，百姓苦不堪言。经济上，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农或流民。同时，为应对辽东战事与农民起义，明朝政府加征“辽饷”“剿饷”“练饷”，赋税负担远超农民承受能力。天灾更是雪上加霜，陕北自1628年起连年旱灾、蝗灾，粮食绝收，饥民遍地，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状。李自成早年因欠税被富豪逼债入狱，亲友劫狱后他被迫反抗，杀富豪与不忠妻子，后加入起义军，逐渐成为核心领袖。他提出“均田免赋”“平买平卖”等口号，契合农民诉求，部队迅速壮大至百万之众。
二、崛起之路：从流寇到“闯王”的蜕变
李自成的军事生涯充满传奇色彩。他早年加入高迎祥部，成为“闯将”，转战陕、晋、豫等地。1635年荥阳大会上，他联合13家起义军制定分兵抗明策略，声威大振。高迎祥牺牲后，李自成继任“闯王”，逐渐成为起义军核心力量。1641年攻克洛阳，杀福王朱常洵，开仓济贫，起义军规模进一步扩大。三攻开封时，他通过项城、襄城等战役歼灭明军主力，摧毁明朝在河南的统治基础。1643年，李自成在襄阳称“新顺王”，次年正月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1644年3月，他率军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明朝灭亡。
三、溃败根源：四大致命失误葬送政权
李自成的失败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追赃助饷”：民心尽失的自杀式政策
进入北京后，李自成为筹集军饷，对明朝官员展开大规模“追赃”行动。他按官员职位级别制定“明码标价”：中堂十万两，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刘宗敏制作五千具夹棍，对官员严刑拷打，逼迫交钱，甚至霸占官员妻女。这一政策直接导致吴三桂父亲吴襄被拷掠，爱妾陈圆圆被抢，吴三桂因此转而降清，引清军入关。同时，“追赃”行动引发京城官员恐慌，南方地主阶级纷纷组建南明政权，与李自成对抗，大顺政权迅速失去民心。
战略短视：忽视关外威胁的致命盲区
李自成攻入北京后，未制定有效的抗清战略。他未意识到关外清军的威胁，将主力用于镇压明朝残余势力，而对山海关的防务疏于管理。当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时，李自成仓促应战，在山海关一片石之战中惨败，被迫撤离北京。
军队腐化：从纪律严明到失控暴虐
起义军进入北京后，部分将领迅速腐化。刘宗敏等将领强占民宅、霸占妇女，军队纪律松弛，失去民心。李自成虽曾下令“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但随着时间推移，军纪逐渐废弛，士兵抢劫掠夺现象频发，导致百姓对大顺政权失望透顶。
政权缺陷：缺乏稳固根据地的流寇本质
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始终未建立稳固的根据地，长期流动作战。攻入北京后，他未及时巩固政权，而是急于登基称帝，导致政权根基不稳。当清军与南明残余联合绞杀时，大顺军陷入两线作战困境，最终溃败。
四、历史启示：农民起义的局限与周期律
李自成的失败，既是个人命运的缩影，也是封建时代农民起义难以突破历史循环的写照。他虽推翻了明朝，却因战略短视、内部腐化及外部压力迅速失败，最终导致清朝入主中原。其教训深刻揭示了农民革命的潜力与局限：缺乏先进的政治理念、稳固的政权基础和长远的战略规划，即使推翻旧政权，也难以建立新秩序。李自成的悲剧，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革命的成功不仅需要推翻旧制度的勇气，更需要建设新制度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