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通议》是梁启超担任上海《时务报》主笔时发表的早期政论文章的结集，发表的起止日期为1896年至1899年。
《变法通议》共有14篇，其中，《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学会》、《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学校余论》、《论译书》、《论金银涨落》等12篇，刊于1896年至1898年的《时务报》，《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等两篇，刊于1898年底至1899年初的《清议报》。
《变法通议》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的第一卷、入选时，编次略有更动。
梁启超说：1896年，“启超创一旬刊杂志于上海，曰时务报。自著《变法通议》，批评秕政，而救弊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亦时发民权论，但微其绪，未敢昌言。”。
可见，《变法通议》是为“批评秕政”，为救清廷政治之弊而作的。因此，《变法通议》全篇都是在鼓吹变法，倡言维新。
由于梁启超和其他维新派人士一样，是教育救国论者，因此，在《变法通议》中，教育救国思想非常明显，其中，教育思想比较集中的篇目为《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师范》、《论女学》和《论幼学》等。
主要内容
一、变为自然和社会之普遍法则，自然由变而成，社会也由变而生，“借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
梁启超继而进一步回答了法之如何变的问题：“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变法之本在育人才，在开学校，在变科举，所有这些最终又需依靠体制的变革，这即是说，育人才，开学校，变科举必须在政治体制变革的前提下，并通过政治体制的变革来实现。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远见卓识！
二、“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而民智开于学，兴学立于教，因此，教育是系乎国家兴亡的大事！
梁启超愤慨地揭露道，明太祖之设制艺，同秦始皇之燔诗书，“遥遥两心，千载同揆”，戕民害族，罪不可逭。
梁启超进一步指出，国民分士、农、工、商、兵五等，而农而不士，农业不兴；工而不士，工业不兴；商而不士，商业不兴；兵而不士，兵业不兴。不惟中国之农、工、商、兵四业不士，即便是士也不士，“聚千百帖栝卷折考据词章之辈，于历代掌故，瞠然未有所见，于万国形势，瞢然未有所闻”，如此而欲富国强兵，安内御外，无异于缘木求鱼，未可得也。
所以，要举兴百业，就需要对百业之民实行职业教育，广设学校育才。
但是，当时培养官吏的国之大学，省之学院，郡县之学官，乃至书院，教学内容陈旧过时，愚腐不堪，不教以历代政术，不教以本朝掌故，不教以天下郡国利病，如此则“当其学也，未尝为居官之地，其得官也，则当尽弃其昔者之所学，而从事于所未学，“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如此治国，岂有不败者乎？”。
而且，即使是如此空疏无用的教育，真正“泽及”者也不在多数。虽号称受教之人有四百兆，但实际上，妇女不读书，已去其半数，农工商兵不知学，终去其十之八九。梁启超于此不由得感慨系之：“故号为受教者四万万人，而究其实能有几人，则非吾之所敢言也。”
梁启超还对当时的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和实学馆之类的洋学堂提出了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