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政治舞台上涌现出众多杰出人物，他们或以清廉正直著称，或以锐意改革闻名。其中，杜衍与王安石便是两位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们虽身处同一时代，却以不同的方式在北宋政坛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杜衍：清廉正直的典范
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是唐朝名相杜佑之后。他自幼历经磨难，却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勤奋好学的精神，最终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登进士第，开启了仕途生涯。杜衍以善于治狱闻名，历任多地知州，政绩卓著，后被宋仁宗特召为御史中丞，兼判吏部流内铨，逐渐步入北宋政治的核心圈。
杜衍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但他始终坚守清廉正直的原则。在任枢密使、同平章事期间，他敢于直言进谏，不畏权贵，甚至敢于在皇帝面前坚持原则。例如，宋仁宗曾口头封赏姻亲，杜衍却直接找到宋仁宗，拿着批条要求收回特批的官员任命。这种敢于直言、不畏强权的精神，赢得了宋仁宗的尊重与赞赏，也让他在朝中树立了极高的威望。
杜衍不仅为官清廉，生活也极为简朴。他致仕后，因无营殖私产，连几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只好寄居在南京应天府的回车院。即便如此，他也从不抱怨，反而过着清贫自乐的生活。杜衍的这种低调朴实、清廉正直的品质，不仅赢得了后人的敬仰，也为北宋官场树立了一面旗帜。
王安石：锐意改革的先锋
与杜衍不同，王安石则是一位锐意改革的政治家。他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县（今属江西省抚州市）人。王安石自幼聪慧好学，对经学有着深厚的造诣。庆历二年（1042年），他中进士后，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然而，王安石并不满足于现状，他深知北宋社会积弊丛生，急需一场深刻的改革来挽救危局。
宋仁宗末年，王安石曾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但未被采纳。宋神宗即位后，王安石再次上书，阐述变法主张，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他升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陆续制定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等一系列新法。这些新法的实施，旨在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和对内弹压的能力。
然而，王安石的变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新法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导致反对者声势颇大，且变法派内部也出现分裂。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被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他，但旋即又因君臣间在变法上的分歧而罢相，出判江宁。尽管如此，王安石依然坚持自己的改革理念，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杜衍与王安石：政见不同，精神相通
杜衍与王安石虽在政治主张上有所不同，但他们在精神层面却有着诸多相通之处。首先，他们都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勇于担当责任。杜衍在任期间，敢于直言进谏，不畏权贵，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王安石则通过变法，试图改变北宋社会的积弊，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复兴。
其次，他们都具备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勤奋好学的精神。杜衍自幼历经磨难，却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勤奋好学的精神，最终登上了北宋政治的高峰；王安石则自幼聪慧好学，对经学有着深厚的造诣，为日后的变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杜衍与王安石都具备清廉正直的品质。杜衍为官清廉，生活简朴，为北宋官场树立了一面旗帜；王安石虽身居高位，却从不贪图享乐，始终保持着清廉正直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