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医近代史上，李可以“火神派”传人的身份闻名，其擅用附子、救治危急重症的案例被传为佳话；而黄元御作为清代“易水学派”的代表，其“中气升降”理论对后世影响深远。然而，李可对黄元御的学说却鲜少提及，甚至在临床中未见直接应用。这种学术选择的背后，实则折射出中医两大流派在哲学根基与临床实践上的根本分歧。
一、哲学根基：气化论与一元论的对立
黄元御的学术体系以“中气升降”为核心，其理论源于《黄帝内经》的“脾为后天之本”，并融合了易学“太极阴阳”思想。他认为人体生理本质是“中气斡旋，左升右降”，疾病成因多源于“中气衰败，升降失常”。这种“气化论”强调脏腑功能的动态平衡，治疗上主张“扶脾阳、降胃逆”，代表方剂如“黄芽汤”以人参、干姜、茯苓、甘草四味药调和中气。
而李可的学术源头可追溯至郑钦安的“火神派”，其哲学根基是“一元论”——以肾中元阳为生命本原，认为“万病皆因阳气衰微而起”。他临证时抓住“阳虚”这一核心病机，擅用大剂量附子、四逆汤类方回阳救逆，甚至提出“生死关头，救阳为急”的临证准则。这种对“阳气”的绝对推崇，与黄元御“中气为本”的理论形成鲜明对比。
二、临床实践：温补与温阳的路径差异
在具体治法上，黄元御虽重视脾阳，但其用药以“轻灵”为特点，强调“中气为枢，不可过燥”。例如其治“脾虚湿困”常用“茯苓甘草汤”，仅以茯苓、甘草、桂枝、生姜四味药，剂量多在10克以内。而李可面对危急重症时，附子用量常达100克以上，甚至突破“附子无姜不热”的常规配伍，直接以单味附子煎汤救逆。这种用药风格的差异，本质是两派对“温补”与“温阳”的不同理解。
更关键的是，黄元御理论对“阴虚火旺”证型存在解释局限。其“中气升降”模型难以完全涵盖现代临床常见的“虚不受补”“上热下寒”等复杂证型，而李可的“阳气衰微”理论则能通过“引火归原”等治法，为这类疾病提供解决方案。例如李可治疗“红斑狼疮”等自身免疫病时，以大剂附子配伍炙甘草、生姜，既温阳又防附子燥热之弊，临床疗效显著。
三、历史语境：清代医家与现代临床的时空错位
黄元御的理论形成于清代乾隆年间，其时社会安定，民众体质多呈“虚损”状态，故其“扶脾阳”学说切合时代需求。而李可所处的20世纪中后期，中国社会经历战乱、饥荒，民众体质普遍呈现“阳虚寒湿”特征，加之抗生素滥用导致的医源性损伤，使得“温阳法”更具现实意义。这种时空背景的差异，导致两派理论的临床适用范围出现分化。
此外，黄元御学说对医者“辨证精度”要求极高，其“中气升降”理论需结合四诊合参，稍有不慎易致“虚虚实实”。而李可的“火神派”以“阳虚”为纲，临床操作更具“普适性”，在基层医疗中更易推广。这种现实需求，也促使李可选择了一条更“实用主义”的学术路径。
四、学术传承：流派壁垒与兼容并蓄的矛盾
中医历史上的流派之争，往往伴随着“门户之见”。黄元御作为“易水学派”嫡传，其理论体系自成闭环；而李可的学术源头虽可上溯至张仲景，但更直接受郑钦安“火神派”影响。这种流派传承的差异，导致两者在理论对接上存在天然屏障。例如黄元御强调“中气为枢”，而李可注重“肾阳为根”，在五行生克关系上难以直接融合。
然而，这种“不推崇”并非绝对否定。李可曾在著作中提及黄元御“重视中气”的思想对脾胃病治疗具有启发意义，但其临床实践中仍以“温阳法”为主线。这种选择，实则是中医流派发展过程中“兼容并蓄”与“坚守本源”矛盾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