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天国波澜壮阔的十四年历史中，杨秀清与陈玉成犹如两颗璀璨的将星，分别以战略家与战术家的身份，在军事史上刻下深刻印记。若以“谁更厉害”为题，需从战略规划、战术创新、人才培养与历史影响四个维度展开剖析。
一、战略规划：杨秀清的“全局掌控者”与陈玉成的“战场执行者”
杨秀清的战略眼光堪称太平天国之最。他力排众议定都南京，将清廷财税重地化为革命根据地；1856年指挥西征军回师天京，以“围点打援”战术摧毁江南、江北大营，解除长达三年的围困。其战略决策具有前瞻性，如否决洪秀全北伐河南的提议，指出“河南水小盐贵，五十万人难以久驻”，转而选择“据金陵为根本，走江苏为进取”的稳健路线。这种对地理、经济与军事的综合考量，使太平天国在1853-1856年间达到鼎盛。
陈玉成则以战术执行见长。1854年武昌之战中，他率500敢死队缒城而上，打开城门后主力跟进，一举攻克战略要地；1858年三河之战，他利用大雾天气设伏，诱敌深入后全歼湘军精锐李续宾部，斩杀6000余人，创下太平天国后期最大胜仗。其战术风格灵活多变，常以“回马枪”“夜袭”等奇招制胜，湖北民间甚至流传“三十检点回马枪”的民谣。
对比结论：杨秀清的战略规划为太平天国奠定根基，陈玉成的战术执行则多次挽救危局。若以“将军”与“元帅”类比，杨秀清更似统筹全局的元帅，陈玉成则是冲锋陷阵的将军。
二、战术创新：杨秀清的“制度化作战”与陈玉成的“实战化革新”
杨秀清虽未受过正规军事教育，却展现出惊人的战术创新能力。他总结实战经验编撰《行军总要》，系统规范水陆部队的扎营、警戒、指挥等流程，甚至细化到“点名查夜需用铜锣为号”。其首创的“精兵突袭”战术，在龙寮岭之战中以4000人伏击清军4万，击毙总兵3名、统帅1名，堪称近代最早的特种作战范例。此外，他强制推行“圣库制度”，通过“人无私财”原则保障军队供给，使太平军在物资匮乏时仍能保持战斗力。
陈玉成的战术革新则更贴近实战。他针对湘军“结硬寨、打呆仗”的特点，发明“流动战术”：以轻骑兵快速穿插，切断敌军补给线；在安庆保卫战中，他采用“围城打援”策略，先击溃清军援军，再集中兵力攻城。其最著名的“三河战术”，通过大雾掩护、诱敌深入、多路合围三步走，将湘军精锐引入预设战场，展现了高超的战术设计能力。
对比结论：杨秀清的战术创新具有制度化、理论化特征，为太平天国军事体系奠定基础；陈玉成的革新则更注重实战效果，其战术直接决定多场战役胜负。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太平天国军事思想的核心。
三、人才培养：杨秀清的“草根提拔”与陈玉成的“实战锤炼”
杨秀清以“不拘一格降人才”著称。他打破门第限制，从烧炭工中提拔李秀成、陈玉成等将领，甚至让目不识丁的农民担任高级指挥官。其识人之明令人惊叹：李秀成被俘后曾感叹“东王论功行赏，人心向服”；陈玉成14岁参加金田起义，17岁便因勇猛被破格提拔为殿右三十检点。杨秀清还设立“考功司”，通过实战考核选拔人才，使太平天国中后期涌现出汪海洋、谭体元等优秀将领。
陈玉成则更注重实战锤炼。他常将新兵编入敢死队，通过武昌、三河等战役的生死考验筛选精英。其麾下“小右队”以勇猛善战闻名，在安庆保卫战中充当先锋，屡建奇功。陈玉成还善于根据将领特点分配任务，如让擅长夜战的赖文光负责袭扰敌军，使部队战斗力最大化。
对比结论：杨秀清的人才培养更具系统性，通过制度化选拔为太平天国储备大量干部；陈玉成则以实战为熔炉，锻造出能打硬仗的精锐部队。两者结合，使太平天国在人才匮乏的困境中仍能维持战斗力。
四、历史影响：杨秀清的“奠基者”与陈玉成的“挽救者”
杨秀清对太平天国的影响深远而复杂。他主导的北伐、西征与天京保卫战，使太平天国控制区域从广西扩展至18个省，人口达5000万。其推行的《太平军条规》与《行军总要》，成为中国近代军事制度化的重要尝试。然而，杨秀清的专权与天京事变中的惨死，也导致太平天国由盛转衰。
陈玉成则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中流砥柱。1856年天京事变后，他率部收复皖北，重建根据地；1860年二次破江南大营，解除天京之围；1861年三河大捷，重创湘军士气。其军事行动延缓了太平天国灭亡的进程，为李秀成经营江浙争取了时间。陈玉成的牺牲，标志着太平天国彻底失去战略反攻能力。
对比结论：杨秀清是太平天国军事体系的奠基者，其决策决定革命方向；陈玉成则是危局中的挽救者，其战斗延缓革命失败。从历史贡献看，杨秀清的影响更为根本，但陈玉成的英勇同样不可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