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司马光生于公元1019年，字君实，号迂叟，今天的山西夏县人。为人天资聪颖，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虽然聪慧，但仍然用警枕时刻提醒自己要勤奋读书和工作。
公元1038年，二十岁的他通过了科举考试，开始步入了公务员行列。宋英宗在位前后任谏议大夫，宋神宗时任御史中丞。
公元1070年，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自请知永兴军。次年，又自请任西京御史台，长居洛阳达十五年之久，在此期间呕心沥血于《资治通鉴》的编撰。
时评其为人忠君爱国、刚正不阿，清廉仁厚、不卑不亢、秉持道义。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受人景仰。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赞誉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法度，每一言行每一举动都符合礼节。
然而，数年后，便从神坛跌落，谥号被一贬再贬。
那么前后不过十数年对于司马光的评价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不同呢，其实这一切还是因为他所反对的变法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定性吧。
其实，在改革的初期，司马光等人是支持改革的。但变法在实施的过程中一些理论上原本对国家和人民带来双赢的政策在执行时，地方上的一些官员就做的变味了，同时也动了那些既得利益者的蛋糕，由此受到了强大的阻力。
比如青苗法：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这样既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又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
但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一些地方官员采用了强制农民借贷；变着名目的增加利息，这就无形中反而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诸如此类实施过程中变了味的还有很多，时间一长导致了朝廷大批保守派的反对，人民更是苦不堪言，强烈抵制。以至于在变革失败，王安石被罢相返乡回老家的途中，亲历了让他痛心的一幕幕。因他对改革变法的执拗，农民把家中所养的猪唤作“拗相公”以表达对王安石变法的唾骂。
其实对他们二人简单的用好坏来评判是不正确的，可以说他们都是绝对的君子，为官不贪，忠君爱国，都是一心为国为民。他们二人的不合只是政治观点上的不同，绝对不是为了一己私利。
虽然他们俩在政治上斗得不可开交，王安石依然赞叹司马光道：“司马君，实君子人也！”一个令政敌都叹为君子的人，绝对不是一个小人！同样，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是“介甫无它，唯执拗耳”。
简略的说，司马光在政治上是标准的守旧派，王安石是改革派。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激进的方式对经济、军事等进行全面的改革。
司马光反对的并不是王安石变法的本意，而是反对他激进的改革方式。司马光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即使改革，也首先要保证稳妥，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
所有这些，都必须循序渐进，稳妥进行，而不可能立竿见影，不然会发生好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青苗法，他认为这样一来必然会给地方官吏带来更大的腐败空间，他们会借机不断提高贷款利息，从而进一步加重农民的负担，而且后来的好多事实也已证明，从结果来说，司马光的政治智慧无疑更老练一些。
但王安石变法的成果也是不能一味抹杀的，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弹压的能力，以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从新法次第实施，到新法为守旧派所废罢，其间将近十五年。
在这十五年中，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国强兵”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变法的最终失败有其激进的原因的一面，但一切的行事如果离开了所谓的道终将一事无成，而这个道就是动态的平衡，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