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皓（242年—284年）是三国时期东吴的末代皇帝，在位时间从264年9月10日至280年5月1日，共计15年零8个月。这一时期正值三国格局剧变：蜀汉已于263年灭亡，曹魏被西晋取代，东吴成为唯一存续的割据政权。孙皓的继位充满戏剧性——其父孙和因“二宫之争”被废太子位后遭逼杀，孙皓自幼随母亲何姬流离，直到23岁被左典军万彧举荐，在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的支持下登基。彼时东吴内忧外患：交趾叛乱未平，晋国虎视眈眈，朝臣迫切需要一位年长君主稳定局势。孙皓的即位，既是权力真空的产物，也是东吴末代王朝的最后挣扎。
明君假象：权力初期的政治表演
孙皓即位初期，曾以“明君”形象笼络人心。他下诏开仓济贫，释放宫女配婚民间，放归宫苑禽兽，甚至将后宫佳丽遣散出宫。这些举措与东汉光武帝的“释奴诏”异曲同工，短期内赢得了朝野赞誉。然而，这种政治表演的脆弱性很快暴露。当孙皓独揽大权后，其本性逐渐显露：他逼杀拥立功臣濮阳兴、张布，夷灭其三族；贬黜太后朱氏为景皇后，十个月后将其逼杀；对孙休的四个儿子流放追杀，仅长子与次子幸存。这种对功臣与宗室的血腥清洗，彻底撕裂了东吴的政治根基。
暴政循环：嗜杀、迷信与经济崩溃
孙皓的统治以三大暴政为特征：
嗜杀成性：他设立“黄门郎”十人，在宴会上监视群臣，稍有过失便治罪。中书令贺邵中风失语，孙皓疑其装病，竟将其处死；散骑常侍王蕃直言进谏，被斩首后命近侍抛掷其头颅取乐。
迷信治国：他听信丹阳刁玄篡改的谶语“黄旗紫盖见于东南”，于寒冬率后宫数千人西征洛阳，途中士兵冻毙者众，最终因东观令华覈固谏而返。
经济掠夺：为满足奢靡生活，他强征二千石以下官吏入山伐木，建造昭明宫（方五百丈）；征收算缗钱时，会稽太守车浚因百姓无力缴纳被斩首；宠妾抢劫集市财物，司市中郎将陈声依法处置后，被孙皓用烧红的铁锯锯断人头。
这些暴政导致东吴经济崩溃：百姓逃亡、农田荒芜，交趾叛乱持续十余年，西晋趁机渗透。279年，晋武帝司马炎分六路伐吴，王濬水军顺江而下，东吴水师“焚舟而走”，建业城不战而降。
亡国之因：结构性崩溃的必然
孙皓的覆灭并非单纯个人暴政的结果，而是东吴政权结构性矛盾的爆发：
政治合法性缺失：孙皓作为废太子之子，其继位缺乏法理基础。他逼杀朱太后与孙休诸子，更被视为“篡位”，导致宗室与士族离心。
军事战略失误：东吴依赖长江天险，但孙皓弃用名将陆抗，将其调往边境消耗，致使西晋轻松突破防线。
经济基础瓦解：连年征战与横征暴敛耗尽民力，百姓“人相食，死者过半”，而孙皓仍强征民夫建造显明宫等奢靡工程。
对比晋国治理：西晋通过“户调式”改革减轻赋税，推行占田制恢复生产，与东吴的暴政形成鲜明对比。当晋军南下时，东吴“吏民皆弃仗而走”，印证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历史规律。
历史回响：暴君的遗产与教训
孙皓投降后被晋武帝封为“归命侯”，四年后病逝于洛阳。他的统治为后世提供了双重教训：
对统治者而言，权力初期的政治表演虽能短暂稳定局势，但缺乏制度性约束的暴政终将引发系统性崩溃。
对历史研究者而言，东吴的灭亡不仅是孙皓个人之过，更是其家族“杀伐心重”的遗传劣根性与政权结构性矛盾的共同结果。从孙坚“行刑匪之事”到孙策“不给人留余地”，再到孙权暮年的“杀戮心并起”，东吴的暴力基因最终在孙皓手中彻底引爆。
孙皓的十六年统治，如同一面照妖镜，映照出权力失控的恐怖图景。当他在洛阳病逝时，或许终于明白：真正的帝王术，不在于权谋与杀戮，而在于对民心的敬畏与对制度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