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开国功臣的命运轨迹中，徐达与汤和的结局形成鲜明对比：前者被传因背疽遭赐蒸鹅而死，后者却得以善终并获封东瓯王。这种差异背后，既折射出朱元璋对功臣集团的复杂心态，也揭示了汤和在权力漩涡中展现出的生存智慧。
一、权力威胁：徐达的“功高震主”与朱元璋的猜忌
徐达作为明朝开国第一功臣，其军事才能与政治地位远超同侪。他率军攻占元大都，终结元朝统治，北伐时“所向披靡，元人望风披靡”，被朱元璋誉为“万里长城”。然而，这种功高震主的地位也埋下了隐患：
兵权在握：徐达长期担任征虏大将军，掌握明朝最精锐的军队。洪武十八年（1385年）他病逝前，仍以“魏国公”身份统领北疆防务，其军事影响力令朱元璋忌惮。
家族势力：徐达之女嫁予燕王朱棣（后为明成祖），其家族与皇室联姻形成潜在政治联盟。洪武后期，朱元璋对藩王势力的警惕延伸至徐氏家族，间接导致徐达死后其子徐辉祖因“靖难之役”被削爵。
历史教训：朱元璋以“胡蓝之狱”清洗功臣，本质是消除“功高盖主”的威胁。徐达作为唯一能与蓝玉比肩的统帅，其存在本身即构成对皇权的挑战。
野史虽记载徐达因背疽被赐蒸鹅而死，但《明史》明确记载其“病笃卒于应天”，朱元璋亲撰碑文称“忠志无疵，凛凛大风”。这种矛盾记载或许暗示：即便徐达非直接死于朱元璋之手，其家族在洪武后期的遭遇仍反映出朱元璋对“功高震主”者的防范。
二、韬晦之策：汤和的“自污”与朱元璋的默许
与徐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汤和的生存智慧。作为朱元璋的发小，汤和在明朝建立过程中屡立战功，却通过以下策略化解了朱元璋的猜忌：
主动交权：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汤和以“年事已高，不堪驱策”为由，率先交出兵权并请求告老还乡。这一举动正中朱元璋下怀，因其正苦于“不欲诸将久典兵”的困境。汤和的退让为其他功臣树立了“榜样”，间接推动了后续的兵权回收。
自污保身：返乡后，汤和刻意营造“骄奢淫逸”的形象：他广纳侍妾、大肆修建府邸，甚至在朱元璋派密探监视时，故意表现出中风失语的症状。这种“自污”策略打消了朱元璋的疑虑，使其认为汤和已丧失政治野心。
情感纽带：汤和与朱元璋的同乡情谊虽非决定性因素，但为其提供了额外的生存保障。朱元璋曾评价汤和“虽老，犹能以智自全”，这种认可使汤和在洪武二十三年的“李善长案”中得以幸免，而李善长作为淮西集团首领，却因“胡惟庸党”罪名被满门抄斩。
三、帝王权术：朱元璋的“用防结合”与功臣集团的命运
朱元璋对徐达与汤和的不同态度，本质是其帝王权术的体现：
对徐达：既用且防：朱元璋深知徐达的军事才能对明朝存续至关重要，因此在其生前委以重任，但通过联姻、分权等手段限制其势力。徐达死后，朱元璋虽未直接清洗其家族，却通过削减爵位、监视子孙等方式削弱其影响。
对汤和：以退为进：汤和的主动退让符合朱元璋“鸟尽弓藏”的逻辑。朱元璋通过奖赏汤和（如修建府邸、追封王爵），向其他功臣传递“归隐者得善终”的信号，从而降低清洗阻力。汤和的案例也证明：在专制皇权下，功臣的生存取决于其能否主动适应权力规则。
历史背景：洪武后期，朱元璋为巩固皇位，先后发动“胡蓝之狱”“空印案”“郭桓案”等大清洗，诛杀功臣、官吏数万人。汤和的幸存，既是其个人智慧的结果，也是朱元璋为维护统治稳定而保留的“活样本”——通过汤和的存在，向天下展示“归隐者可得善终”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