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东晋初年“王与马共天下”格局中的关键人物，贺循（260-319）以礼学宗师的身份重塑了江南士族的精神秩序。这位会稽山阴的世家子弟，在政治动荡中始终坚守儒家礼法，其人生轨迹既是一部礼学实践史，也是一部江南士族转型的缩影。
一、礼学宗师的制度建构
1. 礼制体系的奠基者
在司马睿初镇江东的混乱时期，贺循凭借对《丧服谱》《丧服要记》等礼学典籍的深刻理解，主导制定了东晋朝廷的丧葬礼仪。当尚书仆射刁协就“三年之丧”制度提出异议时，贺循以《礼记》为依据，提出“服丧二十五月”的折中方案，既维护了儒家伦理，又适应了战乱时期的现实需求。这种“依经礼而对”的处事原则，使其成为东晋礼制建设的核心人物。
2. 运河工程的民生实践
任会稽内史期间，贺循主持开凿了西起西陵（今萧山）、东至郡城的运河工程。这条长七公里的水道不仅贯通了鉴湖与钱塘江水系，更通过构建纵横交织的水网，使会稽郡的农田灌溉面积增加了三成。运河沿岸形成的“三十里牌”商业区，成为浙东地区最早的商贸中心，其水利理念至今仍影响着绍兴平原的灌溉系统。
二、政治博弈中的生存智慧
1. 三拒伪职的道德坚守
面对陈敏割据江南的叛乱，贺循以“脚疾未愈”为由拒绝丹杨太守之职，甚至采用“露发祖身”的极端方式表明立场。这种“守节不出”的姿态，与同时期被迫依附叛军的士族形成鲜明对比。当陈敏派兵围困其宅邸时，贺循仍坚持每日诵读《礼记》，这种精神对抗最终迫使叛军撤退。
2. 功成不居的谦退哲学
在平定石冰之乱后，贺循主动让出首功，将论功行赏的机会全部推予原会稽相张景。这种“谢遭兵士，杜门不出”的行为，既避免了政治风险，又维护了士族间的平衡。当晋元帝欲封其为乡侯时，贺循以“卧疾私门”为由固辞，其居所“仅庇风雨”的简朴，与王敦等权臣的豪奢形成强烈反差。
三、士林领袖的精神图腾
1. “五俊”清流的道德标杆
与纪瞻、闵鸿、顾荣、薛兼并称“江左五俊”的贺循，始终保持着“童龀不群”的特立独行。在陆机举荐其入仕前，贺循已因“政教大行，邻城宗之”的治绩闻名江南。其任武康令时颁布的《禁厚葬令》，强制废除停丧不葬的陋习，使民间丧葬费用降低了六成，这种改革魄力在门阀社会中极为罕见。
2. 帝师身份的象征意义
晋元帝司马睿为拉拢江南士族，亲自登船探望患病的贺循，并咨询治国之道。这种“承明下拜”的礼仪，打破了东汉以来皇帝不临臣宅的惯例。当贺循病逝时，元帝不仅素服举哀，更命皇太子追送三十里，其葬礼规格远超常规，成为东晋“礼遇士族”的政治符号。
四、轶事典故中的精神密码
1. 张翰闻琴识君子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记载，张翰赴洛阳途中，在贺循的官船上听到《广陵散》的琴声，被其“清越如金石”的技艺吸引。两人相谈竟日，张翰当即决定弃官随行，留下“人生贵得适意尔”的千古名句。这段佳话不仅展现了贺循的艺术修养，更暗示了江南士族“以文会友”的交往传统。
2. 怀贺亭的文化记忆
清代礼部郎中周藕香在姚西建造的“怀贺亭”，其选址颇具深意。亭址位于贺循主持开凿的运河畔，与三十里牌商业区隔水相望。亭中刻有贺循《会稽记》的片段，这种将物质遗产与精神记忆相结合的方式，使贺循的形象超越了历史时空，成为浙东文化的重要符号。
五、历史评价的多维透视
房玄龄在《晋书》中评价贺循“位登保傅，朝望特隆”，将其与西汉张禹、东汉桓荣相提并论。朱熹则从士族转型的角度指出：“东晋所用人才，皆中州浮诞者之后，惟顾荣、贺循有人望。”这种评价揭示了贺循在江南士族从武转文过程中的标杆作用。其家族自贺纯至贺琛，六代人持续精研礼学，最终在南朝形成“贺氏礼学”流派，影响了整个六朝时期的制度建设。
贺循的一生，是礼学实践与政治智慧的完美融合。在门阀政治与皇权博弈的复杂格局中，他以“清直履道”的品格坚守儒家理想，用“功成不居”的智慧实现政治生存。其主持开凿的运河早已湮没，但《丧服谱》中的礼法精神仍在东亚文化圈传承；其简朴的居所早已坍塌，但“怀贺亭”里的文化记忆依然鲜活。这位两晋儒宗用生命诠释了何为“士之脊梁”，其故事至今仍在鉴湖的波光中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