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七月十五的中元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兼具神秘色彩与人文关怀的重要节日。它既是道教“地官赦罪”之日、佛教“盂兰盆会”之时，也是民间“祭祖追思”的盛大仪式。而“鬼节”这一俗称，恰恰折射出其与亡灵、幽冥世界的紧密关联。这一称呼的由来，需从历史渊源、宗教融合与民俗实践三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历史溯源：从“秋尝祭祖”到“鬼门大开”
中元节的核心习俗可追溯至上古时期的“秋尝祭祖”。先秦时代，农作物初熟时，人们会以新米、时鲜供奉祖先，报告秋收成果，祈求来年丰收。这一习俗在《礼记·月令》中已有记载：“是月也，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此时，祭祀对象主要为家族祖先，尚未与“鬼魂”概念直接关联。
至汉代，道教兴起，将农历七月十五定为“中元地官赦罪日”。道教经典《太上三官经》记载，地官大帝掌管人间善恶，中元日会打开鬼门，释放孤魂野鬼接受人间供奉，为其赦罪超度。这一设定首次将“七月十五”与“鬼魂”联系起来，赋予其“鬼门大开”的神秘色彩。民间逐渐流传“七月半，鬼乱窜”的说法，认为此日亡灵可返回阳间，与亲人团聚或接受祭祀。
与此同时，佛教的盂兰盆节也在此时传入中国。佛经《盂兰盆经》讲述目连救母的故事：目连以百味五果供养十方神佛，解救堕入饿鬼道的母亲。佛教徒因此将七月十五定为“盂兰盆会”，通过施食、诵经超度亡魂。这一习俗与道教“赦罪”理念不谋而合，进一步强化了七月十五与“鬼魂”的关联。
二、宗教融合：儒释道共塑“鬼节”内核
中元节被称为“鬼节”，本质上是儒释道三教文化融合的产物：
道教的地官信仰：将七月十五视为“地官诞辰”，强调通过祭祀赦免亡魂罪孽，使其脱离苦海。这一信仰为“鬼节”提供了时间框架与超度逻辑。
佛教的盂兰盆会：以目连救母的故事为核心，倡导“孝亲报恩”，通过施食、诵经超度饿鬼。这一习俗使“鬼节”兼具伦理教化与宗教救赎的双重意义。
儒家的孝道传统：中元节祭祖习俗与儒家“慎终追远”的伦理观高度契合。无论是家祭、墓祭，还是“烧包”（焚化纸钱衣冠），均体现对祖先的追思与感恩。这种对“亡灵”的重视，使“鬼节”超越宗教范畴，成为全民性的文化实践。
三教合流下，中元节逐渐形成“祭祖、超度、祈福”的复合型节日，而“鬼节”之称则成为其宗教神秘性与民俗实践的通俗概括。
三、民俗实践：从“敬鬼”到“娱人”的演变
“鬼节”之称的普及，与中元节丰富的民俗活动密不可分。这些习俗既包含对亡灵的敬畏，也蕴含对生命的关怀：
放河灯：中元夜，人们将点燃蜡烛的荷花灯放入江河，为亡魂引路，助其脱离苦海。这一习俗源于上元节（元宵节）张灯的演变，因“人鬼有别”，上元张灯于陆地，中元则张灯于水中，象征阴阳两界的沟通。
烧纸钱：民间认为阳间的纸钱是阴间的货币，焚烧纸钱可为祖先送去财富。此外，人们还会在十字路口焚烧纸钱，施舍无家可归的野鬼，避免其抢夺祖先的供品。
祭祀土地：中元节正值农作物收获期，人们将供品撒入田地，缠绕五色纸于穗上，祈求土地神保佑丰收，避免冰雹灾害。这一习俗体现了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
地域特色：不同地区的中元节习俗各具特色。例如，山西长子县屠羊赛神，认为可增加羊只生产；广东东莞吃莲藕煲鸭，取“鸭”与“压”谐音，寓意压住魂灵；江西吉安禁止孕妇折纸锭，认为孕妇折的纸钱鬼拿不动。
随着时代变迁，中元节的“鬼节”色彩逐渐淡化，更多转向文化传承与情感表达。例如，放河灯从超度亡魂演变为娱乐活动，祭祖仪式成为家庭团聚的契机。然而，“鬼节”之称仍被广泛使用，因其简洁生动地概括了节日与亡灵、幽冥世界的关联，成为传统文化记忆的重要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