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丰四年（1081年），29岁的杨时与同窗游酢踏雪北上颍昌，在程颢门下聆听“天理”之论。三年后，当杨时携洛学精髓南归时，程颢目送其远去，留下“吾道南矣”的千古喟叹。这位被后世尊为“闽学鼻祖”的理学家，以八十三载人生在学术传承、政治实践与道德躬行中铸就了三重精神丰碑，其人格光辉至今仍映照着中华文化的精神谱系。
一、理学南渡的摆渡人：从“程门立雪”到“闽学开山”
杨时的学术生涯始于对真理的赤诚追寻。元丰八年（1085年）程颢逝世后，他悲痛设灵，撰《哀明道先生》悼文，将师说精髓凝练为《二程粹言》，成为后世研究二程思想的核心文献。元祐八年（1093年），41岁的杨时与游酢再赴洛阳，在伊皋书院演绎“程门立雪”的经典场景：二人迎风伫立，衣襟积雪盈寸，程颐醒后惊叹“贤辈尚在此乎”，这段记载于《宋史·杨时传》的史实，不仅彰显其尊师重道之诚，更暗含学术传承的庄严仪式感。
作为洛学南传的关键枢纽，杨时构建了完整的学术传承链：他师承程颢、程颐，与游酢、吕大临、谢良佐并称“程门四大弟子”；在福建讲学期间，培养罗从彦、李侗等弟子，最终由李侗传道朱熹，形成“延平四贤”的学术脉络。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坦言：“龟山（杨时）在南剑州讲学，四方学者云集，此道南之始也。”这种代际传递使理学突破地域局限，在闽地生根发芽，最终发展为影响东亚文化圈的闽学体系。
二、清廉务实的政治家：从“湘湖筑堤”到“抗金谏言”
杨时的政治实践始终贯穿着“民本”思想。政和二年（1112年）任萧山知县时，面对“旱则赤地千里，涝则白浪滔天”的民生困境，他力排豪强阻挠，主持修筑湘湖：通过“湖田补偿”政策平衡利益，以“均包湖米”制度分配水源，最终形成周长80余里、灌溉14.68万亩农田的惠民工程。据《萧山县志》记载，湘湖建成后“虽大旱大熟，民赖以生”，百姓自发修建德惠祠供奉其像，成为历史上唯一在世时即享祠祭的官员。
在朝堂之上，杨时以直谏著称。宣和七年（1125年）金军南侵之际，他连上《与执政论时事札子》《上钦宗皇帝疏》等奏章，提出“严守备、收人心、选将帅”的抗金方略，痛陈蔡京、童贯等“六贼”祸国殃民之实。其《余杭见闻》中“今天下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州县官吏，无不专事欺上瞒下”的批判，展现出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
三、道德躬行的践行者：从“五子登科”到家风传承
杨时的道德修养体现在对“诚”与“敬”的极致追求。他立下严苛家规：“三餐饭蔬，不论脆甘酸苦，只要是可以吃的，就不可有所嗜好”，这种“俭以养德”的理念培育出“杨氏丹桂六枝芳”的科举奇迹——五个儿子皆中进士，形成“父子六进士”的佳话。其《书含云寺学者》诗云：“贫贱岂吾羞，逐物乃自戕”，以自省精神构筑起士大夫的精神防线。
在学术著述中，杨时将道德实践与理论建构融为一体。其《龟山集》收录诗文千余篇，既有《冬晓》中“洗砚冰纹破，凭炉火色春”的文人雅趣，也有《过兰溪》里“扬澜与彭浪，日日千艘过”的民生关怀。他注解《列子》《庄子》时融入理学视角，在《庄子解》中提出“圣人之学，以仁为体”，尝试构建儒道对话的哲学框架，这种开放包容的学术态度，为闽学注入了多元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