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英格兰历史上最具争议的君主之一，爱德华二世（1307—1327年在位）的统治常被贴上“昏庸无能”的标签。班诺克本战役的惨败、宠臣专权引发的贵族叛乱、王后与情人的政变，共同构成了其统治的黑暗图景。然而，若剥离道德评判的滤镜，从制度变迁与权力博弈的视角审视，爱德华二世的统治实为英格兰宪政发展史上关键的转折点——其政策虽多以失败告终，却意外推动了议会权力的扩张、贵族寡头制的形成，以及王权与法律关系的重构。
一、议会权力的扩张：从“贵族集会”到“国家立法机关”
爱德华二世统治时期，议会完成了从“国王御前会议”向“国家立法机关”的蜕变。这一转变的直接推手，是贵族对王权的持续制衡。
1311年，以兰卡斯特公爵托马斯为首的贵族集团迫使爱德华二世成立改革委员会，并拟定《法令条例》，首次以书面形式限制王权。该条例规定：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擅自征收赋税、任命官员或进行战争；议会需定期召开，并拥有对国王政策的否决权。尽管爱德华二世被迫签署条例，但其后续行为（如偷偷召回宠臣皮尔斯·加维斯顿）引发贵族强烈反弹，最终导致加维斯顿被处决。
1322年，爱德华二世虽短暂击败贵族联军，却未能恢复绝对权威。为换取贵族对其承认德斯彭瑟父子权力的默许，他被迫废除《法令条例》，但议会随即以“维护王国法律”为由，通过《约克条例》重新确立自身立法权。这一博弈揭示了关键转变：议会不再仅是国王的咨询机构，而是成为制约王权的独立政治实体。爱德华二世被迫在1327年退位时，议会更是直接行使了废黜国王的权力——这一先例为后世确立了“王在议会”的宪政原则。
二、贵族寡头制的形成：从“分散割据”到“权力集中”
爱德华二世的统治加速了英格兰贵族从“分散割据”向“寡头统治”的演变。这一过程虽以暴力冲突为代价，却意外实现了贵族阶层的权力整合。
1314年班诺克本战役后，英格兰贵族因战败陷入分裂：兰卡斯特派主张限制王权，德斯彭瑟派依赖国王权威扩张领地，中间派则试图在两者间寻求平衡。爱德华二世为巩固德斯彭瑟父子的权力，默许其通过“秘密检举机制”打压异己，导致贵族领地被肆意侵吞。例如，德斯彭瑟父子以“追讨祖传地皮”为借口，吞并了威尔士和南英格兰多处贵族领地，引发全国性反抗。
1321年，国会宣布放逐德斯彭瑟父子，爱德华二世却以武力支持他们回归，最终引发贵族大规模叛乱。尽管爱德华二世在1322年击败叛军并处决兰卡斯特公爵托马斯，但其胜利并未带来长期稳定。德斯彭瑟父子的专横统治（如垄断羊毛贸易、操纵司法审判）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迫使爱德华二世在1323年承认罗伯特·布鲁斯为苏格兰国王，以换取边境和平。这一妥协虽暂时缓解了外部压力，却进一步削弱了王室权威。
贵族寡头制的最终形成，源于爱德华二世被废后的权力真空。1327年，议会废黜爱德华二世后，其子爱德华三世年仅14岁，实际权力落入王后伊莎贝拉与情人罗杰·莫蒂默手中。两人虽以“摄政”名义统治，却大肆敛财、任人唯亲，引发贵族不满。1330年，爱德华三世发动政变逮捕莫蒂默，标志着贵族寡头制从“宠臣专权”转向“君主与贵族共治”的成熟阶段——这一模式深刻影响了英格兰此后数百年的政治格局。
三、王权与法律关系的重构：从“绝对权威”到“有限统治”
爱德华二世的统治彻底打破了“君权神授”的传统观念，为英格兰宪政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其核心矛盾在于：国王试图通过宠臣和武力维持绝对权威，而贵族与议会则以“法律”为武器进行反击。
1312年，贵族处决皮尔斯·加维斯顿时，首次以“违反王国法律”为由剥夺国王特赦权；1321年，国会放逐德斯彭瑟父子时，援引《大宪章》中“国王不得随意剥夺臣民财产”的条款；1327年，议会废黜爱德华二世时，更以“国王未能履行保护王国安全”的法律义务为依据。这些事件表明，法律已从“国王意志的体现”转变为“制约王权的工具”。
爱德华二世本人也间接推动了这一转变。为应对财政危机，他于1313年颁布《贸易中心条例》，试图通过规范羊毛、呢绒等商品交易中心来增加王室税收。该法令虽因德斯彭瑟父子的腐败而失效，却开创了国王通过议会立法管理经济的先河——此后，议会逐渐掌握了税收批准、贸易监管等核心权力，进一步限制了王室的财政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