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寅科举舞弊案
弘治十二年的科举案震动朝野，弘治皇帝亲自下令彻查，明代官方的《明孝宗实录》记录比较翔实，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如下：
卷一四七：（弘治十二年）二月，丙申，命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程敏政为会试考试官。（丁巳）户科给事中华昶奏：“国家求贤，以科目为重，公道所在，赖此一途。会试，臣闻士大夫公议于朝，私议于巷：翰林学士程敏政假手文场，甘心市井，士子初场未入而《论语》题已传诵于外，二场未入而表题又传诵于外，三场未入而策之第三、四问又传诵于外。江阴县举人徐经、苏州府举人唐寅等狂童孺子，天夺其魄，或先以此题骄于众，或先以此题问于人。此岂科目所宜？有盛世所宜？容臣待罪言职有此风闻，愿陛下特敕礼部场中朱卷，凡经程敏政看者，许主考大学士李东阳与五经同考官重加翻阅，公焉去取，俾天下士就试于京师者，咸知有司之公。”
卷一四八：（三月）丙寅，下户科给事中华昶及举人徐经、唐寅于狱。会试事毕，大学士李东阳等奏：“日者给事中华昶劾学士程敏政私漏题目于徐经、唐寅。礼部移文臣等重加翻阅，去取其时，考校已定，按弥封号籍，二卷俱不在取中，正榜之数有同考官批语可验。臣复会同五经诸同考连日再阅，定取正榜三百卷，会外帘比号拆名。今事已竣，谨具以问章下礼部看详。尚书徐琼等以前后阅卷去取之间，及查二人朱卷，未审有弊与否。俱内帘之事，本部无从定夺，请仍移原考试官径自具奏，别百是非，以息横议。”得旨，华昶、徐经、唐寅锦衣卫执送镇抚司对问，明白以问，不许徇情。
卷一四九：四月（辛亥），下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程敏政于狱，革昶等，既系锦衣卫。镇抚司工科给事中林廷玉以尝为同考试官与知内帘事，历陈敏政出题阅卷取人可疑者六，且曰；“臣于敏政非无一日之雅，但朝廷公道所在，既知之，不敢不言。且谏官得风闻言事，昶言虽不当，不为自家计也。今所劾之官，晏然如故，而身先就狱，后若有事，谁复肯言之者？但兹事体大，势难两全，就使究竟，得实于风化可补，莫若将言官举人释而不问，敏政罢归田里。如此处之，似为包荒，但业已举行，又难中止。若曰朋比回护，颠倒是非，则圣明之世，理所必无也。”既而，给事中尚衡、监察御史王绶皆请释昶而逮敏政。徐经亦奏昶挟私诬指敏政，复屡奏自辩，且求放归。及置对镇抚司，以经、昶等狱辞多异，请取自宸断。上命三法司及锦衣卫廷鞫之。经即自言敏政尝受其金币。于是左都御史闵珪等请逮敏政，对问奏留中十余日，乃可之。
卷一五一：（六月乙丑）先是给事中华昶奏学士程敏政会试漏题，既午门前置对。敏政不服，且以昶所指二人皆不在中。列而复校，所黜可疑者十三卷，亦不尽。经阅乞，召同考试官及礼部掌号籍者面证。都御史闵珪等请会多官共治，得旨不必会官第，以公讯实以闻。复拷问徐经，辞亦自异，谓：“来京之时，慕敏政学问，以币求从学，间讲及三场题可出者；经因与唐寅拟作文字，致扬之外。会敏政主试，所出题有尝所言者，故人疑其买题，而昶遂指之，实未尝赂敏政。前俱拷治，故自诬服。”因拟敏政、经、寅各赎徒，昶等赎杖，且劾敏政临财苟得，不避嫌疑，有玷文衡，遍招物议，及昶言事不察，经、寅等汇缘求进之罪。上以招轻参重有碍，裁处命再议拟以闻。珪等以具狱上，于是命敏政致仕，昶调南京太仆寺主簿，经、寅赎罪。毕送礼部奏处，皆黜充役。
明代官方结论：《孝宗实录》对整个事件的过程记载得倒很详细，程敏政、唐寅、徐经虽然受到处罚，却都不是由于作弊的原因，而是证据不足却另定别罪。三月时，在严刑逼供下，徐经“自言敏政尝受其金币”；到六月时，复拷问徐经，他又“谓来京之时慕敏政学问，以币求从学，间讲及三场题可出者；经因与唐寅拟作文字，致扬之外”，徐经的供词都不离一个“钱”字。也就是说，程敏政是收徐经、唐寅的钱了，程最后被定罪也正是“临财苟得，不避嫌疑”。无论程敏政收钱后有无任私之心，但徐经的目的却十分明确，即与程套近乎，还与李东阳拉关系，替已故多年的祖父徐颐求墓志铭，其结果不正如他所愿，“拟作文字，竟与试题合”吗？天下居然有如此之巧事。
到底唐寅作弊没有，无从得知，但唐寅在考前用金币向程敏政乞文却是事实，因此以行为不端，不避嫌疑被罢充为吏的官方判决还是有一定的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