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是否后悔跟随刘备？这一疑问跨越千年，始终萦绕在《三国演义》读者与历史研究者心头。若以“功成身退”或“个人得失”为标尺，答案或许令人唏嘘；但若回归历史语境，结合诸葛亮的政治理想与人格特质，答案则清晰如镜——他从未后悔，甚至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视为人生终极价值。
一、理想主义者的选择：刘备的“平台”与诸葛亮的“抱负”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三分天下”战略时，已将个人命运与刘备集团深度绑定。他选择刘备，并非单纯因“三顾茅庐”的礼遇，更因刘备的“汉室宗亲”身份与“兴复汉室”的旗帜，恰好契合诸葛亮“以德治国”“匡扶正义”的政治理想。相较于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与孙权的割据自保，刘备的政权天然具有道德合法性，为诸葛亮提供了施展“仁政”的理想舞台。
历史资料显示，诸葛亮在荆州时期已隐居隆中十年，却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他拒绝刘表、刘璋的邀请，并非因“清高”，而是认为这些诸侯缺乏“统一天下”的格局。而刘备虽屡战屡败，却始终以“复兴汉室”为号召，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与诸葛亮“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表象下隐藏的“致君尧舜”的抱负高度契合。
二、实践中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尽管诸葛亮与刘备目标一致，但蜀汉政权的先天缺陷始终制约着理想的实现。从历史事件看，这种矛盾集中体现在两点：
战略资源的匮乏
蜀汉仅占益州一地，人口不足百万，兵力常维持在十万左右，远不及曹魏的“带甲百万”。诸葛亮五次北伐，每次出兵不过数万，且因“蜀道难”导致粮草运输困难。例如，第一次北伐因马谡失守街亭而功亏一篑，直接原因是用人失误，但深层原因在于蜀汉缺乏足够兵力同时防守多处战略要地。
人才断层的危机
刘备集团早期人才济济，但随着关羽、张飞、庞统、法正等核心人物相继离世，诸葛亮不得不独力支撑。他曾在《出师表》中痛陈：“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这既是对刘禅的劝诫，也暗含对蜀汉人才凋零的无奈。后期的姜维虽继承其遗志，但因资历尚浅，难以服众，最终导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困局。
三、无悔的证明：从“托孤”到“五丈原”的终极抉择
刘备临终前“白帝城托孤”，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一安排看似赋予诸葛亮最高权力，实则将其推向道德绝境。若诸葛亮接受“自取”，则背离“兴复汉室”的初心；若拒绝，则必须以“臣子”身份完成刘备未竟之业。他选择后者，并在《后出师表》中坦言：“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这种选择在历史细节中更显悲壮：
北伐的持续性：诸葛亮明知蜀汉国力远逊于曹魏，仍坚持“以攻为守”，通过北伐转移内部矛盾，维护政权合法性。五丈原病逝前，他仍在安排军粮调度与阵法部署，甚至用“七星灯续命”的传说寄托对命运的抗争。
对后主的忠诚：刘禅并非明君，但诸葛亮始终以“相父”身份严加管教，同时避免权力过度集中。他拒绝加九锡、开府治事等特权，甚至在临终前安排蒋琬、费祎、董允等人才接班，确保政权平稳过渡。
四、历史评价的共鸣：后世的“无悔”共识
从陈寿《三国志》到罗贯中《三国演义》，诸葛亮始终被塑造成“忠臣”与“智者”的化身。东晋桓温追封他为“武兴王”，唐代设武庙供奉，宋代将其列入“文宣王庙从祀”。这些荣誉的背后，是历代统治者与士大夫对其“忠君爱国”精神的推崇。
更值得关注的是民间视角：在成都武侯祠，诸葛亮的塑像始终与刘备并列，香火鼎盛；在戏剧《空城计》《借东风》中，他更是智慧的象征。这种集体记忆的形成，恰恰说明诸葛亮的选择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士为知己者死”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