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嗣昌是明朝后期大臣、诗人，自号肥翁、肥居士，晚年号苦庵。今天历史资料小编给你们带来全新的解读~
明朝末年，截止到崇祯九年，残破的大明王朝在内有大规模农民起义、外有清军时不时闯关入侵的双重打击下，已经摇摇欲坠，清军前后入关三次，抢走钱财无数，人口无数，曾经繁华的京城周边一片萧条。
最关键的是前一年，也就是崇祯八年，农民起义军攻破朱元璋的老家凤阳，焚烧掉朱家祖坟，迫使崇祯皇帝向全天下颁布罪己诏，崇祯即使在愤怒下斩杀了大批抵抗不力的官员也毫无作用，他迫切的希望能有贤臣出世辅佐。
也是在崇祯九年的这个关键时刻，崇祯起用了前三边总督杨鹤的儿子，现任宣大总督杨嗣昌入朝为兵部尚书，希望这位他无比看重的贤才能帮助自己摆脱困境。杨嗣昌也没有让他失望，先后为崇祯提出了两条战略，分别是对内和对外。
在内、外两股敌对势力的取舍下，杨嗣昌选择了剿流寇、和清朝的战略，说穿了，也就是大家都熟悉的一句话“攘外必先安内”，如果能安抚住清朝，在对内的战术上，杨嗣昌也提出了自己的策略，即“四正六隅，十面之网”：
嗣昌乃议大举平贼。请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是谓十面之网。而总督、总理二臣，随贼所向，专征讨。
杨嗣昌的战略应该来说还是比较符合当时明朝面临的困境的，就是放弃两线作战，否则明朝的财政恐怕经不起折腾，至于是应该先外后内还是先内后外的这个争论，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不过杨嗣昌谋划得很好，但在执行上却频出纰漏。
先说外和清朝(皇太极于崇祯九年改后金为清)，大家都知道，明朝有“不和亲、不纳贡、不称臣、不割地”的政策，这句话是后人总结的，但明朝却是事实上这么做的，清朝在名义上是明朝的叛臣建立起来的，又是异族，所占据的土地也本为明土，如果实施和清政策，阻力会相当大。
在祖制和民间舆论的压力下，要想完成杨嗣昌提出的攘外的策略，就必须要有一个合适的理由，最关键的是后面站着的皇帝要能坚定不移的支持，甚至要揽去大部分对杨嗣昌政治上的攻击，做好后援和挡箭牌，只有这样，杨嗣昌才能办好事。
可惜的是，杨嗣昌后面站着的是一位极不擅长为下属遮风挡雨的皇帝，而且崇祯皇帝还特别在乎名声，也不愿意反对派用违反祖制的理由攻击自己，在是否和清朝议和这事上反复摇摆，甚至不愿意让人知道他同意这事。
这么大的国策，对外媾和也是极易遭到政敌攻击的软肋，崇祯这个皇帝不站出来背锅，杨嗣昌区区一名臣子哪担得了这个责任，卢象升就曾告诫杨嗣昌：“长安口舌如锋，袁崇焕之祸其能免乎?”。
卢象升的看法代表着相当多的一批反对议和的官员，有这样的舆论压力，唯一有可能挡住这个压力的崇祯皇帝又不愿意担责，杨嗣昌哪能专心办好攘外这么重要的事?所以，对清朝议和的政策始终进行不下去。
对外的政策阻力太大，那么对内呢?杨嗣昌先是举荐曾在福建成功招抚过海盗郑芝龙的熊文灿担任剿匪督师，可熊文灿在招抚张献忠的事上翻了跟头，被反复无常的张献忠阴了，迫不得已，杨嗣昌只得于崇祯十二年主动请缨，亲自出外督师剿匪。
杨嗣昌当时已经做了内阁大臣，他是以“督师辅臣”的身份出外，声势还是很大的，崇祯也给了他总督各省文、武官员的权力，而杨嗣昌也继续着自己提出来的“四正六隅，十面之网”的剿匪战略，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杨嗣昌本人也是错误频出。
第一：杨嗣昌重视军事，忽视了政治，一味苛求地方官员配合，却不顾及他们的麻烦
杨嗣昌还在朝廷中为崇祯出谋划策时，为执行他提出的剿匪战略，曾建议崇祯征税加饷，总数为七百二十万两，基本上已经接近当时明朝两年的财政收入，这么多的税大部分是摊派到负责剿匪的十个省份，严格来说是摊派到这些省份的普通老百姓身上。
杨嗣昌想得很不错，七百二十万两白银摊派到大明朝那么庞大数量的田地里面，每亩地也交不了多少，可当时绝大多数田地已经被士绅垄断，而他们是不用交税的，这就导致依旧是大多数只有极少土地资源的老百姓在承担这个税收。
本来因为匪患和天灾，这些地方的收成就已经是大幅度减少，再加上士绅阶级的盘剥，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难，现在又增加了这么多的税收，谁还活得下去?于是激起了更多的反抗，大量交不起税的老百姓投奔农民起义军。
摊派这个税收的省份以参与剿匪的十省为主，这些地方的官员也是焦头烂额，收不上税，朝廷要问责，强行收税，老百姓又会造反，可负责剿匪的杨嗣昌却没有考虑到地方官员的难处，一味以强势的态度命令地方官员配合他剿匪，完不成任务就弹劾。
地方官员一方面要头疼收税的事，另一方面又要组织地方军队配合杨嗣昌“四正六隅，十面之网”的战略，而地方军队到各省份边境协防的费用是由地方自筹，杨嗣昌是不管的，收上来的七百二十万两税银只提供给主力野战军。
在这种困境下，地方官员对杨嗣昌也是怨声载道，命令的执行也是大打折扣，杨嗣昌的战略是需要十个省份倾力配合，需要有极高和极有效率的协同性，在古代，这个难度可谓相当大，没有地方官员真心的配合，是很难实行的，杨嗣昌只考虑到战略上执行，却没有考虑到其中面临的实际困难。
像杨嗣昌这样大规模收税，就应该提前做好政治宣传工作，以杨嗣昌多年以来在地方上工作的经验，只要有心，应该能判断出税收的实际承担人是谁，老百姓其实并没有钱，那军队剿匪又需要钱，怎么办?是否可以采取更灵活的策略?
比如钱算在老百姓头上，但暂时不收，用官职或其它朝廷可以拿出来的荣誉鼓励地方士绅先帮助老百姓垫付，对老百姓那边，承诺根据收成的多少分批上缴，再偿还给士绅，对于士绅，明白地说清楚剿匪到底是对谁有好处?
在无法让士绅去缴纳这个税收的情况下，用垫付的方式让他们先出钱，其实，农民起义军流窜作乱，真正受到大损失的一定是士绅，而不是普通老百姓，只要政治宣传工作做得好，有心的士绅未必不会出钱。
士绅借出钱，杨嗣昌有钱拿去剿匪，老百姓暂时不用摊派，就不会在地方上激起乱子，地方官员少了麻烦，也可以专心配合杨嗣昌剿匪，至于借到的钱，真能帮助剿除农民军，大明朝能延续下去，完全可以在财政宽裕的时候宣布对老百姓免除他们的欠税，老百姓实际上没损失。
而士绅垫付的钱可以慢慢偿还，或者封官封爵来替代债务，只要明朝还存在，还怕还不了?杨嗣昌不管不顾的只是让皇帝下一道征税的圣旨，却没考虑到真正有钱的是谁，以及需要配合收税而同时进行的安抚工作，导致地方上乱糟糟，地方官员也就无心配合他剿匪，在这种情况下，杨嗣昌希望的多省配合的战略如何能够顺利实施?
第二：杨嗣昌不能做到赏罚分明，丧失掉宰辅的信誉，武将们无法给他卖命
在亲自指挥的剿匪战争中，杨嗣昌也没有能慑服住主要的军事将领，当时的武将集团已经逐步显露出军阀的一面，乱世中武将地位会提高，这是毫无质疑的，所以杨嗣昌无法用威胁式的命令调动他们，像袁崇焕那样不经请示就擅杀毛文龙的行为是不可能再出现的，只能依靠带兵武将自己的积极性。
当时官军中比较有规模和一定战斗力的，且划归到杨嗣昌麾下的军队主要有两支，一支是从陕西大老远调过来的贺人龙部，一支是一直在河南、湖广一带参与剿匪的左良玉部，因为贺人龙比左良玉更能拼，又是客军，所以杨嗣昌鼓励贺人龙努力剿匪，承诺有功劳时授予他“平贼将军”的称号。
这个称号是个荣誉称号，但在明末，总兵多如牛的情况的下，有这个称号就意味着地位的提高，这也是将军们梦寐以求的荣誉。可杨嗣昌毁诺了，崇祯十三年，贺人龙和左良玉两军合作，在四川玛瑙山大败张献忠，战后，杨嗣昌却把“平贼将军”的称号给了左良玉，让贺人龙大失所望，也对杨嗣昌的信誉产生了怀疑。
后果是，贺人龙一怒之下带着军队跑回陕西(贺人龙后也因此被崇祯密令孙传庭杀掉)，杨嗣昌组织的围剿网络被让出个大口子，张献忠没能被一举消灭，反而跳出包围圈，并找到机会从四川迂回到杨嗣昌的背后，突袭湖广重镇襄阳成功，还杀掉了襄阳城内的大明亲王襄王，杨嗣昌功亏一篑，并因此惊忧交加而死。
对于武将们来说，除了稳定的军需供应，无非就是升官加爵了，杨嗣昌是高高在上的文官，位极人臣，一向是看不起武将的，但现在需要武夫卖命的时候，不说学习白起吮疽收买人心，赏罚分明总该做到吧?偏偏也没有做到，这也导致除贺人龙部之外，其余军头也担心杨嗣昌的信誉，开始阳奉阴违。
遇见弱敌，他们或许会上去打一打，遇见强敌，恐怕躲避都来不及，那么农民军就能轻易地在所谓的十面之网中找到缺口，根本无法对他们的行动进行完全封锁，又何谈剿灭?杨嗣昌对贺人龙毁诺一事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代表着的是朝廷和文官集团，杨嗣昌不仅仅是自己败亡，也让武将们形成了对朝廷和文官集团的极大不信任之心，为他们以后的不听从指挥埋下了伏笔。
第三：杨嗣昌以一地安危为执念，缺乏统领全局的大局观
杨嗣昌被崇祯派出来剿匪，是希望他能统筹全局，指挥关内所有的军队一举消灭在大明境内的所有农民起义军，那么杨嗣昌就应该站在全局的角度来看待剿灭农民起义军的问题，在农民起义军已经到处泛滥的情况下，如何逼迫他们集中到一起，如何来到杨嗣昌期望的战场范围中来就很重要。
杨嗣昌要对付的是全体农民起义军，而不是其中的某一支，也不能因为个人的选择和某一支农民起义军在一个地方兜圈子，杨嗣昌在这方面也犯了错，他在湖广和襄阳一带被张献忠拖着来回跑，忽视了其余农民起义军所部，或许是张献忠发布的悬赏“有斩阁部者，赏银三钱”激怒了他，他一直专注于剿灭张献忠。
杨嗣昌在把张献忠赶出湖北时还曾经说过：“己为楚人，不欲贼一骑蹂楚”，把区区湖广一省的安全置于整个剿匪战略之上，从而在制订作战计划时处处照顾湖广，全然忘记了他要对全天下负责的职责，他只顾着追击张献忠，却让其余省份被李自成、罗汝才等搞得乱糟糟，洛阳就是在此时被李自成攻破，在洛阳的福王被杀，张献忠也千里奔袭襄阳，直接导致了杨嗣昌剿匪的失败和生命的终结。
综上所述，杨嗣昌提出来的对内、对外的两大战略本身或许没错，或许适合当时明朝面临的困局，但杨嗣昌在执行的过程中有过于理想化的一面，也有他本人执行错误的一面，对外战略无法说服崇祯全力支持他和谈，结果变成未遂，对内战略忽视了老百姓的困难以及地方官员在这种困难下面临的麻烦，四处怨声载道。
而在实际指挥作战的过程中，杨嗣昌也忽视了武将们的忍耐性，导致大家出工不出力，有的干脆就拒绝出兵，兵力的不足也使得杨嗣昌无法面面俱到，追击张献忠却让李自成崛起。杨嗣昌显然是忠于明朝，忠于崇祯的，襄王和福王分别被张献忠和李自成所杀，他觉得无颜面对无比信任他的崇祯，以至于患病而亡，对于当时的杨嗣昌来说，在全身心准备的两大战略的完全失败下，死亡说不定还是一种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