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东吴政权在江东大地孕育出诸多能臣，其中吴郡乌程（今浙江湖州）人吾粲以寒门之身跻身中枢，其仕途轨迹贯穿东吴中期政治与军事的核心领域。从基层县吏到太子太傅，吾粲的职位变迁不仅折射出个人奋斗的轨迹，更成为观察东吴政治生态的重要窗口。
一、基层崛起：从县吏到军府长史的跨越
吾粲出身寒微，早年担任乌程县小吏时便显露出非凡才干。时任乌程县长的孙河对其“深奇之”，这一评价成为其仕途的转折点。当孙河升任将军获得开府置佐之权后，立即上表举荐吾粲为曲阿县丞，旋即迁任长史。此阶段吾粲展现出卓越的治理能力，在军府长史任上“治有名迹”，与同郡名士陆逊、卜静齐名，打破了士族垄断的仕途壁垒。
孙权掌权江东后，广纳地方人才，吾粲由此进入东吴权力核心。他先被征召为幕府主簿，负责文书机要；外放山阴县令期间，其行政能力得到实战检验；回朝后转任参军校尉，开始接触军事指挥，为后续领军作战奠定基础。
二、军功奠基：水战与平叛中的双重突破
黄武元年（222年）的洞口之战，成为吾粲军事才能的试金石。面对曹休率领的魏军，东吴水师遭遇极端天气，船只缆绳断裂漂至北岸。当其他将领为保船只安全而拒绝救援落水士兵时，吾粲与黄渊力排众议，下令“船若出事，吾等当共死”，最终救活百余人。此战后，吾粲因人道主义精神与军事指挥能力并重，被擢升为会稽太守。
在地方治理中，吾粲展现出文武兼资的特质。他征召隐士谢谭为功曹时，以“应龙屈伸为神，凤凰嘉鸣为贵”的比喻劝导出仕，成功招募兵众组建地方武装。随后以昭义中郎将之职与吕岱讨平山越，又参与镇压庐陵李桓、罗厉叛乱及豫章董嗣之乱。这些军事行动不仅巩固了东吴后方，更使其积累起晋升中央的资本。
三、中枢沉浮：太子太傅的荣耀与悲剧
入朝后，吾粲的仕途进入快车道。他先后担任屯骑校尉（掌宫廷禁军）、少府（掌皇室财政），最终升至太子太傅这一要职。此职位不仅需要处理东宫事务，更需在皇位继承争议中表明立场。
赤乌年间（238-251年）的“二宫之争”中，吾粲成为坚定维护嫡庶制度的代表。他主张鲁王孙霸出驻夏口，调离其党羽杨竺，并多次与驻守武昌的陆逊互通消息。当陆逊上表劝谏孙权时，吾粲实际上成为连接地方大员与中央的政治纽带。这种立场使其成为孙霸集团的眼中钉，最终被诬陷下狱处死。
四、职位变迁背后的政治逻辑
吾粲三十余年的仕途，完整经历了东吴政权从地方治理到中央集权的转型。其职位升迁呈现三大特点：
文武交替：从县吏到主簿的文职起步，经参军校尉完成文武转换，最终以太子太傅结束政治生涯，体现东吴“出将入相”的人才使用模式。
基层积累：在曲阿、山阴等地的治理经验，为其后续军事行动提供地方支持，形成“治政-领军”的晋升闭环。
派系平衡：作为寒门代表，吾粲的崛起打破了士族垄断，但其最终死于皇位继承之争，暴露出东吴政治中寒门与宗室、士族的复杂博弈。
五、历史评价中的仕途隐喻
陈寿在《三国志》中以“遭罹屯蹇，以正丧身”评价吾粲，既肯定其坚持正道的气节，也暗含对其仕途终结的惋惜。从县吏到太子太傅的跨越，本质上是寒门士人在门阀政治初兴时代的极限突破。吾粲的悲剧，既有个体在权力漩涡中的必然性，也折射出东吴政权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制度设计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