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苌弘作为孔子之师、东周著名学者，其生平事迹与学术贡献早已载入典籍。然而，关于他的出生地究竟属于今日四川资阳还是资中，却在历史文献与地方文化认同中形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争议。这场争议不仅关乎地理归属，更折射出中国行政区划变迁、地方文化建构与历史记忆传承的复杂关系。
一、历史文献的“双城记”：古资州辖域下的模糊记载
苌弘的籍贯在现存史料中存在两种主要说法：
资阳说：
《资阳市人民政府网》明确记载苌弘为“资阳市忠义镇人”，并指出其出生地位于今资阳市雁江区。资阳境内现存苌弘山、苌弘洞、苌弘桥等遗迹，清知县杨周冕于1774年在县城立“三贤故里”木牌坊，将苌弘列为“资阳三贤”之一。
资中说：
《资中县志》及《华阳国志》等古籍记载苌弘为“古蜀地资州人”，今资中县发轮镇的苌弘洞被传为其读书处，洞前立有“孔子拜苌弘于此”石碑，境内还有苌弘墓、苌弘湾等地名。
矛盾根源：
古代“资州”的辖域随朝代更迭频繁变动。秦汉时期，资中属犍为郡；隋唐时资州治所多次迁移，辖资阳、资中、内江等地；明清时期，资阳与资中分属不同州县，但民间仍以“古资州”统称两地。苌弘生活的春秋末期（约前575—前492年），蜀地尚未纳入中原行政区划体系，其籍贯记载多依赖后世追述，导致“资阳”与“资中”在文献中交替出现。
二、地理变迁的“时间轴”：从“古蜀地”到现代行政区划
苌弘籍贯争议的本质，是古代模糊地理概念与现代精确行政区划的冲突：
春秋至秦汉：
苌弘所在的东周时期，蜀地属古蜀国开明王朝，与中原王朝联系松散。其出生地“古蜀地资州”可能指今资中、资阳一带，但无明确边界。
隋唐至明清：
隋开皇七年（587年）设资州，治所先在资阳，后迁至资中。唐代资州辖资阳、资中、内江等县，宋代沿用此制。明清时期，资阳与资中分属潼川府和资州直隶州，但民间仍以“古资州”统称两地文化。
现代行政区划：
1951年，资中县分出部分区域设立资阳县（今资阳市雁江区）；1993年资阳撤县设市，2000年升为地级市。今日资阳与资中分属不同地级市，但两地均保留了苌弘相关遗迹，形成“文化共享”现象。
三、文化认同的“争夺战”：地方叙事中的历史符号化
苌弘作为文化符号，其籍贯争议已超越地理范畴，成为地方文化建构的工具：
资阳的“三贤文化”：
资阳将苌弘与王褒、董钧并称“三贤”，修建苌弘广场、三贤文化公园，以孔子“访弘问乐”雕塑群强化其作为苌弘故里的文化标识。
资中的“苌弘故里”牌坊：
资中在发轮镇立“苌弘故里”牌坊，修复苌弘洞石刻，并通过“苌弘化碧”传说（庄子《外物》载其血三年化为碧玉）构建忠烈形象，与本地其他历史人物形成文化集群。
学术与民间的调和：
部分学者提出“苌弘生于资阳、学于资中”的折中说法，强调两地同属古资州文化圈，但这一观点尚未被广泛接受。
四、历史真相的“回归路”：考古与文献的双重验证
尽管现代行政区划已明确划分资阳与资中，但苌弘籍贯的终极答案仍需回归历史语境：
文献互证：
《左传》《国语》等史书仅称苌弘为“周大夫”“蜀人”，未提及具体县名；《资治通鉴》等后世著作沿用“古资州”说法，未作细分。
考古发现：
资中苌弘洞发现唐代石刻“孔子拜师”图，资阳苌弘山出土汉代墓砖，但均无法直接证明苌弘出生地。
合理推断：
结合春秋时期蜀地地理与苌弘活动轨迹，其出生地更可能位于今资中与资阳交界处（如发轮镇一带），此地历史上属资中，现代属资阳，故两地记载均有一定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