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商，字子夏，尊称“卜子”或“卜子夏”，是春秋末期晋国温邑（今河南温县黄庄镇卜杨门村）人，作为孔子晚年最杰出的弟子之一，他以“文学”科高才生的身份位列“孔门十哲”，更因对儒家经典的传承与创新，成为先秦儒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一、孔门求学：才思敏捷的文学翘楚
卜商少孔子四十四岁，是孔子后期弟子中的佼佼者。他以文学见长，对《诗》《乐》《易》等经典有深刻钻研，尤其擅长从经典中发掘微言大义。例如，当孔子以“绘事后素”解释《诗经》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时，卜商立即领悟到“礼后乎”的哲理，即礼乐制度应建立在仁义道德之上。这一独到见解令孔子赞叹：“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卜商的学术成就不仅体现在对经典的解读上，更在于其严谨的治学态度。他曾指出史书记载的“晋师三豕涉河”实为“晋师己亥涉河”之误，通过训诂考证纠正了文字讹传，展现了其扎实的文献功底。这种对经典的批判性继承，为后世经学研究树立了典范。
二、西河讲学：儒家学派的北方重镇
孔子去世后，卜商面对孔门内部的纷争，选择前往魏国西河（今济水、黄河间）讲学。他在此收徒授业，培养了李悝、吴起、田子方、段干木等一批影响战国格局的杰出人才。其中，李悝在魏国推行变法，奠定法家思想基础；吴起则以军事才能闻名，其《吴子》兵法与《孙子》并称；田子方、段干木等则成为魏国士人阶层的领袖，推动儒学在北方的传播。
卜商的讲学活动不仅限于学术传承，更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主张“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强调官员需通过学习提升道德修养，而学者也应具备改造社会的能力。这种“学仕相济”的思想，为魏文侯推行“尊贤重士”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三、经学传承：六经注疏的奠基之作
卜商对儒家经典的传承贡献卓著，后世治五经的学者多认为其学说源于卜商的传授。具体而言：
《诗》学：卜商被公认为《毛诗》的源头，其撰写的《诗大序》奠定了《诗经》的阐释框架，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创作原则，影响后世两千余年。
《易》学：传世《子夏易传》虽存争议，但学者普遍认为其保留了古《易》风貌，体现了卜商对“象数”“卦气”等仲尼古义的继承与创新。
《礼》学：卜商长于丧服研究，撰有《丧服传》，对《仪礼》的丧服制度进行系统阐释，成为汉代礼学研究的重要依据。
《春秋》学：发挥《春秋》微言大义的《公羊传》《谷梁传》均出于卜商一脉，其“尊王攘夷”“大一统”等思想深刻影响了汉代政治文化。
东汉徐防曾言：“《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后汉书·徐防传》）这一评价精准概括了卜商在经学传承中的枢纽地位。
四、思想创新：儒家正统的突破与延伸
卜商的思想并非完全恪守孔子之道，而是表现出鲜明的现实关怀与经世倾向。他不再拘泥于“克己复礼”的复古主张，而是提出一套延展儒家正统的政治及历史理论：
历史观：强调“正家而天下定”，将家庭伦理推及政治治理，主张以“严君”父母之职规范家道，进而实现社会稳定。
人才观：主张“贤贤易色”，即选拔人才应重德行而非血统，这一思想为战国时期的士人阶层崛起提供了理论依据。
命运观：提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既承认天命不可违，又强调人可通过修身立德改变命运，体现了儒家“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
五、历史评价：从“孔门高足”到“经学宗师”
卜商的一生，是儒家学说从“述而不作”到“创新发展”的缩影。他以文学见长，却能贯通六经；以教育为业，却培养出法家、兵家、纵横家等多元人才；以传承为志，却开创了儒家经学的新范式。唐代追封其为“魏侯”，宋代加封“河东公”，南宋晋封“魏公”，明代改称“先贤卜子”，其墓葬在今河南温县、山东菏泽等地均有留存，成为后世瞻仰儒学先贤的重要场所。
正如《容斋随笔》所言：“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卜商以一生的学术实践，证明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儒家精神，更以开放包容的学术态度，为中华文化的多元融合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