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末期，韩国作为七雄中最弱小的国家，始终在强秦的阴影下挣扎求存。韩桓惠王（前272年—前239年在位）作为韩国末代君王中的关键人物，其统治时期的“郑国渠”“长平之战”“移祸赵国”等事件，既展现了其政治手腕的局限性，也折射出弱国外交的无奈。评价韩桓惠王是否为昏君，需结合其政策得失、时代背景与历史影响综合分析。
一、政治改革：术治传统下的困局
韩桓惠王继位后，延续了申不害变法以来的“术治”传统，试图通过强化君主集权稳定政局。然而，这种以权谋为核心的治理模式，在战国后期已显露出严重弊端：
法治与术治的矛盾：申不害变法虽短期内提升了韩国行政效率，但其“术治”本质是君主通过隐秘手段控制臣下，而非建立透明法治体系。韩桓惠王时期，法律政令前后不一，群臣吏民无所适从，导致改革成效大打折扣。
人才政策的失败：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多次向韩桓惠王上书，主张以法治国、整顿吏治，但均未被采纳。反观秦国，韩非的学说却被嬴政奉为圭臬，成为秦统一六国的思想武器。韩桓惠王错失人才，直接削弱了韩国的改革潜力。
改革局限性的暴露：与魏国李悝变法、秦国商鞅变法相比，韩国的改革始终未能突破贵族政治的桎梏。韩桓惠王虽试图通过“术治”加强集权，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激化的现实。
二、外交策略：弱国生存的挣扎与误判
面对秦国的步步紧逼，韩桓惠王的外交政策呈现出明显的投机性与短视性，其“三大政治乌龙”事件尤为典型：
移祸赵国：引爆长平之战
前262年，秦国攻占韩国野王，切断上党郡与本土联系。韩桓惠王为求自保，主动将上党献给秦国，却遭郡守冯亭抵制。冯亭转而将上党献给赵国，意图“以赵制秦”。韩桓惠王默许此举，自诩“移祸大邦”。然而，此举直接导致秦赵长平之战爆发，赵国45万降卒被坑杀，韩国亦丧失黄河以北要塞，加速了灭亡进程。
肥周退秦：周王朝的终结者
前256年，秦军进逼韩国阳城、负黍。韩桓惠王将两城割让给周赧王，鼓动周天子以“天下共主”名义号召诸侯伐秦。然而，周王室早已衰微，仅有燕、楚象征性派兵。秦军趁机攻灭西周国，周赧王悲愤而亡，韩国亦遭秦军报复，损失12万大军。此计不仅未能退秦，反而成为周王朝灭亡的导火索。
疲秦之策：郑国渠的双重效应
前246年，韩桓惠王派遣水利工程师郑国入秦，游说秦王修筑郑国渠，意图以工程消耗秦国国力。然而，郑国渠建成后，关中平原成为沃野，秦国粮食产量激增，反而为统一战争提供了物质基础。韩桓惠王的“疲秦”之计，最终成为助秦灭韩的“神助攻”。
三、经济与军事：末代君王的无奈
尽管韩桓惠王时期韩国商业繁荣、铁器制造领先（如“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但这些优势未能转化为国家实力：
经济依赖症的困境：韩国通过商业与手工业积累财富，却缺乏战略纵深与农业基础。秦国通过郑国渠实现粮食自给后，韩国经济优势迅速丧失。
军事上的被动挨打：长平之战后，韩国丧失战略要地，彻底沦为秦国东出通道。韩桓惠王后期，秦军每年攻韩，韩国只能通过割地求和苟延残喘。前230年，秦将内史腾灭韩，韩国成为七雄中首个亡国者。
四、历史评价：昏君标签下的复杂真相
韩桓惠王的统治，是弱国外交与内部改革双重失败的典型案例。其政策失误固然显著，但需置于战国时代背景下审视：
结构性困境：韩国地处四战之地，国土狭小、人口稀少，在秦国“远交近攻”战略下难以独善其身。韩桓惠王的投机政策，本质是弱国在强权夹缝中的绝望挣扎。
历史必然性：即使韩桓惠王采纳韩非建议推行法治，韩国也难以逆转国力差距。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实现的制度优势，绝非单一改革所能撼动。
昏君标签的争议：若以“昏君”标准衡量，韩桓惠王确存在短视、投机等缺陷；但若考虑韩国末代君王的生存困境，其政策选择亦包含无奈成分。后世史家多将其视为“术治”传统的牺牲品，而非单纯昏庸之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