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01年，郑庄公的离世为郑国埋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权力动荡伏笔。作为郑庄公的庶子，郑厉公（姬突）的命运因一场精心策划的政变而彻底改变，其流亡与复辟的历程，不仅折射出春秋时期诸侯国的生存法则，更揭示了权力更迭中人性与利益的激烈碰撞。
一、权力真空下的政变：宋国干预与祭仲专权
郑庄公去世后，太子忽（郑昭公）虽即位，但权力根基薄弱。其弟公子突（郑厉公）因母亲雍姞出身宋国雍氏，与宋国形成利益纽带。宋庄公为控制郑国，以“扶持公子突”为名，胁迫郑国权臣祭仲签订盟约，迫使郑昭公流亡卫国，郑厉公得以登位。然而，这场权力交易很快暴露出致命缺陷：宋国持续索要巨额贿赂（三城、万镒黄金、三万钟谷物），而郑国国力已因长期战争衰微，难以满足宋国贪婪。
祭仲作为实际掌权者，对宋国的压迫忍无可忍，转而联合鲁国对抗宋国。公元前699年，郑、鲁、纪三国联军在咸邑击败宋、齐、卫、燕四国联军，这场胜利虽暂时缓解了外部压力，却彻底激化了祭仲与郑厉公的矛盾。郑厉公认为祭仲“专擅大权、欲图乱政”，其决策失误导致郑国陷入孤立，而祭仲则视郑厉公为宋国傀儡，双方矛盾一触即发。
二、密谋败露：雍纠之死与流亡栎地
公元前697年，郑厉公与祭仲女婿雍纠密谋刺杀祭仲。雍纠虽为郑厉公表亲，却因对妻子雍姬的隐晦提醒暴露计划。雍姬向母亲求教“父与夫孰亲”，其母以“人尽夫也，父一而已”的经典回答点醒女儿。祭仲得知后，先发制人杀死雍纠，并陈尸示众。郑厉公被迫逃亡至郑国边邑栎地（今河南禹州），投靠栎邑大夫单伯。
流亡期间，郑厉公的处境堪称狼狈。诸侯联军（齐、宋、卫、陈）趁机攻打栎地，试图彻底消灭这个“丧家之犬”，但郑厉公凭借武勇与栎地支持者的协助，竟以劣势兵力击退联军，站稳脚跟。与此同时，郑国国内因祭仲迎回郑昭公而暂时稳定，但权力真空很快引发新一轮动荡。
三、十七年隐忍：傅瑕之变与复辟之路
公元前680年，郑厉公等待十七年的机会终于到来。郑国大夫傅瑕在郑厉公的游说下叛变，杀死郑君子婴及其二子，迎郑厉公复位。这场复辟看似顺利，实则暗藏杀机。郑厉公回归后立即诛杀傅瑕，斥其“侍奉君主有二心”，并穷究当年祭仲、高渠弥等人的“废立之罪”，将相关家族尽数问罪。
郑厉公的复仇手段极为狠辣：公孙阏被以“谋反罪”处死，强龃遭刖刑（砍去双腿），祭足、高渠弥虽已身死，其家眷仍被流放或处决。这种“斩草除根”的作风，既是为了巩固统治，也是对流亡期间所受屈辱的宣泄。就连曾保持中立的伯父原繁，也因未在流亡时支持自己而被逼自杀，原繁临终前以“侍奉君主不生二心”自辩，却未能改变结局。
四、复仇与扩张：助周惠王复位与领土扩张
复位后的郑厉公并未满足于国内权力巩固，而是将目光投向国际舞台。公元前677年，周惠王被叔父王子颓篡位，流亡至郑国。郑厉公抓住机会，联合虢国攻打王子颓，成功护送周惠王复位。此举不仅获得周王室的嘉奖（馈赠土地），更提升了郑国的国际声望。
在军事扩张方面，郑厉公延续了郑庄公的强势风格。他多次与晋、楚等大国交锋，虽未重现郑庄公时期的霸主地位，但通过灵活的外交策略（如联合鲁国对抗宋国），在四战之地中维持了郑国的生存空间。这种“以小搏大”的智慧，使其成为春秋时期少数能长期保持独立的诸侯之一。
五、历史回响：权力游戏的永恒法则
郑厉公的流亡与复辟，揭示了春秋时期权力更迭的三大规律：
外部干预的双重性：宋国的扶持虽助郑厉公上位，却因过度索取导致反目，说明外部势力介入需平衡利益与控制。
权臣与国君的博弈：祭仲的专权与郑厉公的反制，折射出春秋时期“强臣弱君”的普遍现象，权力平衡需依赖制度约束而非个人道德。
流亡者的生存法则：郑厉公在栎地的隐忍与复辟后的狠辣，证明乱世中“仁慈”是奢侈品，权力巩固必须以绝对控制为前提。
郑厉公的故事，是春秋乱世中一部浓缩的权力教科书。从流亡者到复仇者，从傀儡国君到强势统治者，他的命运轨迹印证了《左传》中“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的深层逻辑——在权力游戏中，唯有将国家利益与个人野心结合，方能在血雨腥风中笑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