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七月二十五日，嘉庆皇帝颙琰猝死于避暑山庄的行殿寝宫烟波致爽殿里。对于嘉庆之死，《清仁宗实录》记载:响夕，上疾大渐，召御前大臣赛冲阿、索特那木多尔斋，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总管内务府大臣禧恩、和世泰，公启铺匣宣示御书: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卯初立皇太子宁。戌刻，上崩于避暑山庄行殿寝官。”上述属官方记载，关于嘉道两朝更替之际，看似有条不紊地顺利交接政权，而事实并非如此。
记得儒家经典《春秋》宣扬的“为尊者讳”的思想，多为封建帝王所纳。而作为万乘之尊的皇帝，其生老病死、七情六欲以及私生活等皆是宫国密，属隐避总之列。即使当时权威《皇帝起居注）真实记载下来，其后人亦不惜删减节，以致宫廷之事讳莫如深，难辨真相故面，对于封建王朝的官文，不能不信，但亦不可全信。特别是像嘉庆死这样的讳事，只有参照正，野史细考证，并不惜索阅各类有关记载的蛛丝马迹，方能还原历史之真貌上记载尤:庚辰（嘉庆二十五年）春，（戴均元）拜文渊大学士，晋太子太保，管理刑部。七月，公偕满相托文恪公（托津）滦阳围，驻跸，圣躬骤有疾不豫，变出仓猝，从官多皇遗失措。
公与文恪督内臣检御箧十数，最后近侍于身间出小金合，销固无，文恪拧金锁发合，得宝书。公与文恪奉今上即大位，率文武随瑞邸（绵忻）成礼，乃发丧，中外晏然包氏所记的情景是，嘉庆帝驻山庄时病情急剧恶化，至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已不能说话，无法明谕宣诏传承继位之事。随大臣戴均元和托津督监内臣打开从京都所带的十几个箱子，里里外外翻箱倒柜也找不到传位密诏。最后，嘉庆皇帝的贴身小太监从身上交出一小金盒，托津当即拧掉小锁，取出密诏，与戴均元一同拥立道光即位。此说与清官文所记情景迥然。到底孰可信孰不信呢遍考清史专家们所著，似乎都对官方记载持否定态度，认为《戴均元碑》记述为真，并列以下内容为据。
碑文作者包世臣系戴均元之知遇，颇受戴均元器重，后又追随戴数十年，对朝中内情可以说非常明了。且墓碑所记，是关乎皇帝传继大统之事，拓碑文时道光帝犹在龙庭，试想包氏胆子再大，也不敢以身家性命拟撰虚词。而事实上，自此拓碑面世以来，从未有人提出异议，可见所载内容是确凿的。其二，据《清史稿》中《戴均元传》和《托津传》记载，亦有相类似之文。如《戴传》说:“二十五年七月，扈从热河甫驻跸，帝不豫，响夕大渐。均元与大学士托津督内侍检御箧，得小金盒，启铺，宣示御书立宣宗为皇太子。奉嗣专位，然后发丧。”而《托传》亦说:“二十五年仁宗崩于热河避暑山庄，事出仓猝，托津偕大学士戴均元手启镭盒，奉宣宗即位若将两传记载相合，是否可得嘉庆之死，“事出仓猝”，两人“督内侍检御箧，得小金盒”，“托津偕戴均元手启铺盒，奉宣宗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