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道光年间连年被选拔，升官极快，十年之间连升十级，这是可贵的恩遇：在升为正三品大员后，按规则，轿呢要由蓝色换为绿色，护轿人也要添加俩人，并且乘轿是需求配备引路官和护卫的。但令百官惊讶的是，曾国藩从升为三品官之日起，除身边不得不添加两名护卫外，轿前不只没有引路官，连扶轿的人也省了去，且轿呢也没有换成绿色，仍乘蓝轿。
其实，曾国藩早就打定主见，他明晓水满则溢、人满则忌的官场道理，关于可摆可不摆的姿势、可坐可不坐的大轿，一概是不摆不坐。虽然，曾国藩因乘蓝呢轿而被下级官员欺负，但京城三品以上的大员出行，都知道向护轿的官员奉告一句：“长点眼睛，内阁学士曾国藩大人坐的但是蓝呢轿呢。”
明清京官之苦，时人皆知。作为七品京官的曾国藩年俸仅为45两，外加作为补助的“恩俸”和“禄米”也不过135两。而后来的张之洞曾给京官算过账：“计京官费用，即十分喫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牵强自给。”补偿这样大的出入赤字只需两法：一是收受外官的赠给，二是借贷。外官收入丰富，为了构建关系网，每次进京，都要给了解的京官们送礼，名为“冰敬”、“炭敬”、“别敬”(意为夏冬买冰买炭等费用)。这笔赠给，少则数十两，多则数百两。但是曾国藩很少运用手中权利为人就事，所以这种馈送次数很少，所以借债就成为他经济来源的首要部分。因为人品好，曾国藩借钱比较简略。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底，曾国藩已累计借银400两。这一时期，他在家书中屡次出现“借”“欠”“窘”的字样，困难形状，绘声绘色。
曾国藩立定主见不多往家寄钱，不只因为要坚持清凉之节，还因为他断定从小经过日子磨炼的人更简略成大器。“若感染赋有习气，则难望有成”。他在家信中说：“吾不欲多寄银物至家，总恐老辈失之奢，后辈失之骄，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
“其(曾国藩)自身清俭，一如寒素。官中廉俸，尽举以充官中之用，未尝置屋一廛(chán，布衣居处)，增田一区。疏食菲衣，自甘恬淡，每食不得过四簋(guǐ，古代食具)。男女婚嫁，不得过二百金，垂为家训。有唐杨绾(wǎn)宋李沆(hàng)之遗风(杨、李二人分别为唐宋名臣)。而邻军困穷，哀鸿饥馑，与夫当地应办之事，则不吝以禄俸之盈余，助公用之不给。
同治十一年，曾国藩在两江总督官署逝世，终年61岁。他生前曾留下遗言，凶事概不收礼。但曾国荃建议曾纪泽不要恪守此项遗言，因为，一品大员的凶事，“实非巨万能够了”，关系密切者，“似能够酌受”。但曾纪泽拒绝了此项建议。曾国藩自认为生前给自己留下的养老钱“极充盈”，但是办完凶往后，现已所剩无几。
“四败”藏锋
在另一个当地，曾国藩又说，自古以来凶德致败者大约有二端：一是高傲，一是多言。他总结前史的履历说：“我看历代的那些闻名的大官，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此败家丧身的。”不管是居官四败也好，仍是二败也好，其实都有一个中心，这就是，为官者之所以身败名裂，往往是因为不知道忌惮。
“这次升官，实在是出乎我的预料。我日夜诚惶诚恐，自我检讨，实在是无德足以接受。你们远隔数千里之外，必定匡正我的差错，不时寄信来指出我的缺少，有必要使累世堆集下的阴德不要自我这儿蜕化。弟弟们也应当常存敬畏之心，不要认为家里有人当官，所以就敢欺负别人；不要认为自己有点学识，所以就勇于恃才傲物。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