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3年皇太极猝然离世，清廷陷入权力真空。作为正白旗旗主、手握两白旗精锐的军事统帅，多尔衮本有机会登上皇位，却最终选择扶持六岁的福临继位，以摄政王身份掌控朝政。这场看似“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实则是多尔衮在政治现实、权力制衡与历史伦理三重维度下的理性抉择。
一、政治现实：两黄旗的致命制衡
皇太极驾崩后，清廷形成三股核心势力：以多尔衮、多铎兄弟为首的两白旗集团，以豪格为核心的两黄旗集团，以及以济尔哈朗为代表的镶蓝旗势力。其中，两黄旗作为皇帝直属部队，掌握着皇宫禁卫与核心军事资源。
据《清世祖实录》记载，当多尔衮与豪格在崇政殿对峙时，两黄旗大臣索尼、鳌拜等已“佩剑入殿”，公然宣称“先帝有子在，必立其一”。这种军事威慑下，多尔衮若强行登基，势必引发两黄旗与两白旗的内战。而当时清军正与李自成、南明政权对峙，内部分裂将直接导致满清政权崩溃。
多尔衮的妥协方案堪称政治智慧典范：推举年幼的福临继位，既满足两黄旗“立皇子”的诉求，又通过摄政王职位保留实际权力。这种“退一步进两步”的策略，使其在避免内战的同时，获得了比皇帝更集中的军政大权——其仪仗、卫从已与皇帝无异，甚至能自行决断国家大事。
二、权力制衡：满汉矛盾的隐形枷锁
多尔衮摄政期间，通过圈地令、投充法、剃发令等政策强化统治，却也激化了满汉矛盾。1645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后，江南反清势力此起彼伏。若此时多尔衮称帝，必将被汉人士大夫视为“篡位者”，引发更大规模的反抗。
这种担忧在多尔衮的决策中屡见端倪：他虽罢黜济尔哈朗的辅政权，却始终未敢废黜顺治帝；虽将正蓝旗纳入掌控，仍承诺“待皇帝亲政后归还”。这种权力让渡，实质是通过维持形式上的皇权正统性，换取汉族士大夫的妥协。正如乾隆帝后来评价：“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但若多尔衮称帝，其历史评价必将蒙上“乱臣贼子”的阴影。
三、历史伦理：儒家纲常的终极约束
作为深受汉文化影响的政治家，多尔衮对伦理秩序有着深刻认知。满清入关后，迅速采纳儒家礼教，确立“忠君”思想。若多尔衮称帝，不仅违背“兄终弟及”的满洲传统，更将挑战“君君臣臣”的儒家伦理。
这种伦理约束在多尔衮晚年愈发明显。1650年坠马身亡前，他已开始安排身后事：将正白旗交还顺治帝，恢复济尔哈朗的议政权。这些举动表明，他深知权力过渡必须符合伦理规范。而顺治帝追尊其为“义皇帝”又撤庙号的矛盾行为，恰恰印证了儒家伦理对权力正当性的决定性作用——多尔衮若称帝，其家族必将被排除在宗庙之外，这是他无法承受的代价。
四、历史回响：摄政王的双重遗产
多尔衮的摄政生涯，为清廷留下了复杂的政治遗产。一方面，他通过军事征服与制度建设，奠定了清朝268年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其集权手段也埋下了八旗分裂的隐患。顺治帝亲政后，迅速削弱两白旗势力，将正白旗收归皇室，形成了“上三旗”制度，彻底终结了摄政王专权的可能。
这种权力结构的调整，反映了封建王朝的生存法则：皇权必须绝对集中，任何挑战皇权正统性的行为，都将被历史淘汰。多尔衮的悲剧在于，他虽具备了称帝的实力，却受制于政治现实、民族矛盾与伦理约束的三重枷锁。而乾隆帝为其平反时强调的“忠”字，正是对这种历史逻辑的终极确认——在封建王朝体系中，权力必须服务于皇权正统性，而非个人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