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汉末年的群雄逐鹿中，袁绍麾下曾有一位以“矢志于北，尽忠于国”闻名的谋士——沮授。他提出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三年疲曹”等战略，堪称河北版“隆中对”，却因袁绍的刚愎自用而屡遭搁置。最终，沮授在官渡之战后被俘，宁死不降曹操，其忠烈与远见交织的命运，被后世以“矢北”二字凝练为永恒的典故。
一、“矢北”典故的起源：三次谏言与三次背离
“矢北”之名，源自沮授对袁绍的三次关键谏言，却三次被袁绍背离的战略抉择。
第一次背离发生在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流离失所，沮授力劝袁绍“西迎大驾，挟天子而令诸侯”，以号令天下。然而，袁绍因忌惮天子掣肘，拒绝此计，反被曹操抢先迎奉汉献帝至许昌，错失政治主动权。
第二次背离源于袁绍的继承人之争。袁绍偏爱三子袁尚，欲分封诸子镇守青、幽、并三州。沮授警告此举将引发“诸子夺嫡”，建议集中权力以稳根基。袁绍再次置若罔闻，死后三子内斗，被曹操逐个击破。
第三次背离则是官渡之战的致命决策。沮授提出“北军粮足，宜持久战；南军粮少，速战则胜”，建议袁绍“进屯黎阳，渐营河南，分遣精骑抄其边鄙”，以疲曹军。但袁绍急于求成，全军渡河决战，最终因乌巢粮仓被焚而全军覆没。
这三次战略分歧，恰如“矢”之三发而皆“北”（偏离目标），故后世以“矢北”概括沮授的悲剧命运——他的忠贞与智慧，始终未能射中袁绍的决策靶心。
二、官渡之战：战略远见与现实崩塌的碰撞
沮授的“矢北”精神，在官渡之战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战前预警：袁绍集结十万大军南下时，沮授已预见败局。他集结宗族散尽家财，叹道：“袁公若胜，威无不加；若败，自身难保。”其弟不解，他直言：“曹公腹怀大略，又挟天子之威，我军将士疲惫，将军骄横，此战凶多吉少。”
战中谏阻：袁绍欲令颜良独攻白马，沮授反对：“颜良性急少谋，不可独任。”颜良果被关羽斩杀；袁绍欲渡河决战，沮授建议“延津屯守，分兵渡河”，袁绍不从；乌巢被袭前夕，沮授再劝“遣蒋奇辅佐淳于琼护粮”，仍被拒绝。
战后绝唱：袁绍败逃后，沮授被俘。曹操叹其才：“孤早相得，天下不足虑。”然沮授宁死不降，盗马欲归河北，事败被杀。曹操感其忠烈，厚葬于黄河渡口，题墓曰“忠烈沮君之墓”。
三、“矢北”背后的历史隐喻：忠臣与庸主的永恒困境
沮授的悲剧，本质是“忠臣不遇明主”的典型缩影。
才能与格局的错位：沮授的“邺城对”战略（先统一河北，再迎天子号令天下），与诸葛亮“隆中对”异曲同工。若袁绍采纳，或可改写历史。但袁绍“志大才疏”，既无曹操的权变，亦无刘备的谦卑，最终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忠贞与现实的撕裂：沮授的“矢北”，不仅是战略上的“北”，更是道德上的“南”——他始终坚守对袁绍的忠诚，哪怕明知其败。这种“愚忠”在后世引发争议：有人赞其气节，如罗贯中诗云“至死心如铁，临危气似云”；有人叹其迂腐，认为他若如郭嘉早弃袁绍，或可成就一番事业。
文化符号的升华：在后世文艺作品中，“矢北”成为忠贞与远见的象征。三国杀游戏中，沮授的技能【矢北】设计为“受到伤害后，若未于本回合内受到过伤害，则回复体力；否则受到额外伤害”，暗喻其“忠直过度反致祸”的命运；而技能【渐营】则呼应他“屯兵蓄势、一击制敌”的战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