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中期的政治舞台上，有这样一位人物，他以端亮有节概的品格闻名朝野，以俊逸洒脱的书法独树一帜，更以卓越的治世才能留下深远影响——他便是苏州吴江走出的吏部尚书周用。这位历经弘治、正德、嘉靖三朝的重臣，用一生诠释了士大夫的担当与风骨，其事迹在《明史》与地方志书中均有详细记载，成为后世敬仰的典范。
一、仕途沉浮：以刚正立身，以实干建功
周用（1476—1547），字行之，号伯川，自幼聪慧好学，弘治十五年（1502年）高中进士，初授行人司行人，后擢升南京兵科给事中。正德年间，明武宗欲大迎活佛，周用挺身而出，上书力谏，直言“迎佛事劳民伤财，且中官不法，当治其罪”，并请求黜免尚书、都给事等职。其耿直敢言的作风，在朝中引起震动，也奠定了他在官场“端亮有节概”的形象。
此后，周用历任广东布政司参议、浙江按察使司副使、福建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等职，每到一处皆以实干著称。在广东平定番禺盗乱时，他亲率兵马，智勇双全，迅速平息叛乱；任河南右布政使期间，代监司审理南阳滞狱，清空牢狱，百姓称其为“青天”；提督南赣军务时，他推行均徭役、缓征税政策，使地方治安显著好转。这些政绩为他赢得了“良有司第一”的赞誉，也为他日后入主六部奠定了基础。
嘉靖年间，周用官至南京工部、刑部尚书，后因九庙火灾自陈致仕。但朝廷内外惜其才，屡次举荐，他终以工部尚书总督河道，提出“沟洫治河”的革新理念，主张将黄河洪水引入田间沟渠，既防洪患又垦荒田，这一思想突破了传统堤防治理的局限，被后人誉为“治河新策”。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他升任吏部尚书，登顶仕途巅峰，次年因积劳成疾卒于任上，追赠太子太保，谥号“恭肃”。
二、品格风骨：端亮守正，清廉自持
周用的“端亮有节概”，不仅体现在政治主张上，更贯穿于日常言行。他一生不依附权贵，在吏部尚书任上，面对内阁首辅夏言、严嵩的专权，始终坚守原则，不随波逐流。史载其“慎自持而已，无所献替”，即便在严嵩柄政、风纪不振的浊世中，仍能保持“廉洁似宋景、屠侨”的操守，实属难得。
他的清廉更令人叹服。任地方官时，他严惩贪腐，自己却“一尘不染”。晚年致仕归乡，囊中银两仅以十计，布衣葛履，自号“顾影道人”，生活与贫寒素民无异。这种“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使他成为明代官场的一股清流，民间赞其“执法平恕，貌粹而庄，言和而正”，堪称士大夫的楷模。
三、才情风雅：书法俊逸，诗画双绝
周用不仅是一位政治家，更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人。他工诗词，善书画，书法以俊逸洒脱著称，得沈周指授后，山水画“布置渲染，备极高雅”，笔力遒劲，气韵生动。其画作《柳荫牧牛图轴》以145cm×47.5cm的尺幅，展现牧童与牛的闲适场景，笔墨简练却意境深远，被私人收藏家视为珍品。
在文学创作上，周用著有《周恭肃公集》，收录诗文16卷，另有《读易日记》《楚辞注略》等学术著作。他的诗歌“近体颇宏伟，绝句尤有风致”，取法杜甫，风格沉郁顿挫，被《四库全书》总目评价为“别裁风格，自成一家”。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更盛赞其“艺事兼能，不惟以经济文章重也”，足见其才情之卓越。
四、历史回响：名臣风范，永载史册
周用的一生，是明代士大夫精神的生动写照。他以刚正不阿的品格对抗权臣，以实干兴邦的作风治理地方，以清廉自持的操守坚守初心，以诗画双绝的才情滋养心灵。他的治河思想、政治主张与人格魅力，不仅影响了当时的社会风气，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明史》称其“端简慎言，廉勤干济，时称名臣”，而他的曾孙周宗建（东林党人，谥“忠毅”）更以“首劾魏忠贤”的壮举，延续了家族的忠烈风骨。从周用到周宗建，这一家族的传承，恰似一幅跨越百年的历史画卷，诉说着士大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永恒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