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攻破北京城，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李自成看似坐拥天下，然而仅仅42天后，他便仓皇退出北京，随后迅速败亡。这一戏剧性的转折背后，隐藏着诸多复杂而深刻的原因。
政治根基薄弱，未能赢得士绅支持
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在政治根基上存在严重缺陷。他出身农民，其政权在建立过程中，主要依靠的是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口号“均田免赋”也主要迎合了农民的利益诉求。然而，要建立一个稳固的政权，仅仅依靠农民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得到士绅阶层的支持。
在封建社会，士绅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占据着重要地位，他们掌握着大量的土地和财富，拥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但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却采取了“追赃助饷”的政策，对明朝官员进行拷掠索饷。这一政策虽然短期内为大顺军补充了军费，但却激化了与士绅阶层的矛盾。士绅们对大顺政权充满了恐惧和敌视，纷纷转而支持清军或南明政权。例如，大学士魏藻德把其女献给刘宗敏，但仍未逃脱一死，像他这样被刑讯而死的清贫官员不在少数。这种对士绅阶层的残酷对待，使得大顺政权失去了这一重要社会力量的支持，政治根基摇摇欲坠。
经济政策失当，导致经济秩序混乱
大顺政权在经济政策上也存在严重失误。“追赃助饷”政策不仅得罪了士绅阶层，还未能恢复正常的赋税体系。在明朝末年，由于长期的战争和自然灾害，社会经济已经遭受了严重破坏，正常的赋税征收难以维持。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恢复经济秩序，稳定农业生产，反而继续沿用“追赃助饷”这种短期的敛财手段，使得经济秩序更加混乱。
此外，北京城内粮草短缺，大顺军仍以军事手段维持秩序，未能缓解民众生活困境。百姓们原本对李自成抱有“迎闯王，不纳粮”的期待，但进入北京后，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陷入了更加困苦的境地。这使得民众对大顺政权的支持逐渐减少，甚至开始产生不满和怨恨，失去了民心的大顺政权，在经济上也陷入了困境。
军事部署失误，未能有效应对清军威胁
李自成在军事部署上也存在重大失误。他轻视了关外清军的威胁，在攻占北京后，没有在山海关一线布置足够的防御力量。山海关是连接东北和华北的重要战略要地，控制了山海关，就等于控制了进入华北的门户。然而，李自成却只派了明朝降将唐通领兵数千去防守一片石地区，根本无法抵御清军的进攻。
同时，李自成对吴三桂的招降策略也摇摆不定。他既没有彻底拉拢吴三桂，给予其足够的信任和待遇，也没有果断歼灭吴三桂，消除这一潜在威胁。结果，吴三桂在得知家人在北京受到拷掠后，转而联合清军，在山海关与清军一起击败了大顺军。山海关之战是大顺政权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此役的失败使得大顺军元气大伤，清军得以顺利入关，逐步压缩大顺政权的生存空间。
领导层腐化，内部矛盾激化
进入北京后，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层迅速腐化。李自成自己沉溺于后宫美女之中，还派人前往民间搜刮美女，大摆筵席，不理朝政。他的这种行为对部下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大顺军将士们也上行下效，逐渐腐化堕落。部分将领沉浸在温柔乡中，利用权力肆意横行，军纪松弛，抢劫民财，欺压百姓，使得大顺军在民众中的形象一落千丈。
此外，大顺政权高层内部矛盾也日益激化。刘宗敏、牛金星等人争权夺利，李自成未能有效整合力量。在撤退过程中，部分将领投降清军或南明，加速了政权的瓦解。例如，李自成的重要将领刘宗敏，手握重兵，不听从李自成的命令，在军事行动中自行其是，给大顺军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缺乏战略眼光，未能建立稳固根据地
李自成长期奉行“流寇主义”，擅长流动作战，但忽视根据地建设。在攻占北京之前，大顺军虽然势力不断扩张，但却没有在相对富庶或是群众基础深厚的地区建立稳固的根据地。这使得大顺军在胜利时可以四处征战，但在失败时却无处可退，没有可供补充的兵员和物资。
当清军入关后，大顺军在华北、西北等多地的占领区迅速丢失。由于没有稳固的根据地，大顺军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只能节节败退。相比之下，朱元璋在起义初期就以南京为根基，逐步扩张，最终建立了明朝。而李自成始终未能摆脱“打了就跑”的战术思维，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这也是他最终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自成攻破京城后转瞬败亡，是政治、经济、军事、领导层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的失败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一个政权要长久稳定地存在，必须要有稳固的政治根基、合理的经济政策、正确的军事战略、清明的领导层以及长远的战略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