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汉末年的权力棋局中，逢纪以“智囊”身份贯穿袁绍集团的兴衰全程。这位被荀彧评价为“果而无用”的谋士，其忠诚性始终笼罩在历史迷雾中——他既为袁绍夺取冀州立下首功，又因篡改遗诏引发袁氏内乱；既在官渡战败后力保审配，又在继承人问题上倒向袁尚。这种矛盾性折射出乱世忠臣的深层困境：当个人利益与主公意志、家族存续与权力平衡交织时，何为真正的忠诚？
一、创业功臣：从谋取冀州到权力奠基
逢纪与袁绍的羁绊始于何进幕府时期。中平六年（189年），何进征辟逢纪、荀攸等“智谋之士”以诛宦官，董卓之乱后，逢纪随袁绍奔赴冀州。初平二年（191年），面对韩馥的掣肘，逢纪献出“驱虎吞狼”之计：暗中联络公孙瓒南下，同时派荀谌等说客以“祸福论”动摇韩馥心智。此计不仅使袁绍零伤亡夺取冀州，更奠定了其割据河北的基业。
在冀州治理中，逢纪展现出超凡的行政能力。他以“护军”身份统领军事，协调审配、田丰等派系，将冀州军政资源整合为对抗曹操的战争机器。建安四年（199年），袁绍“简精卒十万，骑万匹”南下官渡，逢纪与审配共同掌管军事调度，其制定的粮草运输路线与伏击计划，一度使曹操陷入绝境。这种从战略谋划到战术执行的全面参与，印证了孔融“尽忠之臣”的评价。
二、权力漩涡：从谗杀田丰到篡改遗诏
逢纪的“忠臣”形象在官渡战败后出现裂痕。建安五年（200年），袁绍退回邺城，逢纪为掩盖决策失误，诬陷田丰“闻败讥笑”，导致田丰被杀。此举虽巩固了袁绍的权威，却使冀州士族寒心，颍川派系与河北派系的矛盾公开化。荀彧对此评价：“逢纪果而无用”，直指其为保权位不惜牺牲战略资源的短视。
更大的争议在于袁绍遗命事件。建安七年（202年），袁绍病逝前本欲立长子袁谭为嗣，逢纪却联合审配篡改遗诏，拥立袁尚。这一行为存在双重动机：其一，逢纪与袁谭素有嫌隙，袁谭继位必将清算；其二，袁尚生母刘夫人是逢纪的盟友，立袁尚可巩固自身地位。然而，此举直接导致袁谭、袁尚兄弟相残，曹操坐收渔利。从结果看，逢纪的“忠诚”已异化为对个人权力的维护。
三、人性镜像：从公私分明到私欲膨胀
逢纪的复杂性在于其行为中“公义”与“私欲”的交织。在审配事件中，他展现出罕见的政治风度：审配二子被曹操俘虏后，有人诬陷审配通敌，逢纪却以“天性烈直，古人之节”为其辩护，甚至促成二人和解。这种“以国事为重”的姿态，与其谗杀田丰、篡改遗诏形成尖锐对比。
更深层的矛盾源于其身份认同。逢纪虽为袁绍心腹，却始终被排斥于河北士族之外。袁绍麾下，田丰、沮授为冀州派代表，审配、逢纪属外来派，辛评、郭图则属颍川集团。逢纪通过篡改遗诏，试图将袁尚塑造为河北利益的代言人，本质是以“忠诚”为旗号，在派系斗争中谋求生存空间。这种“忠诚的异化”，恰是乱世中“无根谋士”的生存策略。
四、历史评说：从尽忠之臣到权谋标本
后世对逢纪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孔融称其“尽忠之臣”，依据是逢纪始终未背叛袁绍，甚至在袁绍死后仍辅佐袁尚；荀彧、郭嘉则批判其“果而无用”“交斗其间”，认为其挑动内讧加速了袁氏覆灭。这种分歧源于评价标准的差异：若以“维护主公利益”为标尺，逢纪无疑是忠臣；若以“维护集团存续”为标准，他则是罪人。
在更宏观的视角下，逢纪是东汉末年“士族政治”的缩影。他既非曹操麾下荀彧式的“王佐之才”，也非刘备集团诸葛亮式的“道德楷模”，而是夹在理想与现实间的“技术官僚”。其忠诚的限度，取决于主公意志与个人利益的平衡点——当袁绍选择袁尚时，逢纪的忠诚随之转向；当袁谭索要兵权时，这种忠诚又因利益冲突而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