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中衰”是清史研究中的核心概念，指嘉庆、道光两朝（1796-1850年）清朝国力由盛转衰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清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多领域出现系统性危机，最终在鸦片战争中暴露出全面落后于西方的现实，成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的开端。
一、衰象初现：从“康乾盛世”到“嘉道困局”
清朝在乾隆末年已埋下衰败伏笔。乾隆帝晚年沉迷于“十全武功”的虚名，六次南巡耗资巨大，地方官员为迎合圣意大肆铺张。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朝鲜使者记录：“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这种系统性腐败在乾隆宠臣和珅身上达到顶峰——其家产估值达数千万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数年财政收入。
经济层面，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乾隆六年（1741年）全国人口1.43亿，至嘉庆十七年（1812年）激增至3.64亿，人均耕地从6亩骤降至2亩。高产作物（如番薯、玉米）的推广虽缓解了粮食危机，却也加速了山地开垦，导致生态恶化。1815年印度尼西亚坦博拉火山爆发引发全球气候异常，中国出现“无夏之年”，云南、山西等地连续三年大饥荒，直接推动白莲教起义（1796-1805年）爆发。这场持续九年的起义席卷五省，清政府耗银2亿两、阵亡提督总兵十余名才勉强镇压，暴露出八旗绿营的彻底腐化。
二、核心病灶：制度性腐败与治理失效
嘉道时期的政治腐败呈现制度化特征：
贪腐链条固化：官员通过“站规”（接见费）、“门包”（进门礼）、“节礼”（年节贿赂）等名目形成利益输送网络。河工系统尤为严重，乾隆末年每年数百万两治河经费，真正用于工程的不足十分之一。河督宴客时，为烧一碗猪肉需杀五十余头猪取背肉，一盘驼峰要杀三四峰骆驼。
行政效率瘫痪：嘉庆时各部院衙门“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遇事推诿塞责。道光朝大学士曹振镛总结为官之道是“多磕头，少说话”，导致政策执行形同虚设。
军事体系崩溃：八旗兵在乾隆平定三藩之乱时已显颓势，嘉庆阅兵时见“射箭虚发，驰马人堕地”。绿营兵则沦为地方官员私产，镇压白莲教时“剿匪之役，前后八九年，兵调十数省，其中劲旅勇鸷敢战者固自不少，而矫捷坚实可恃，必以黔兵为第一”，暴露出主力部队的衰败。
三、多重危机：内忧外患交织
社会动荡加剧：白莲教起义后，天理教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攻入紫禁城，震动中枢。边疆危机频发，青海蒙古叛乱、漠北补给线断裂等事件，暴露出军事控制力的衰退。
财政濒临破产：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国库存银8182万两，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仅剩896万两。为弥补亏空，地方官员加征“浮收勒折”，将每石粮食的征收标准从市价1两提高至1.5两，导致民变此起彼伏。
思想文化僵化：延续文字狱禁锢思想，知识分子“人人自危”。八股取士制度培养出大批庸劣官僚，如闽浙总督庆瑞与幕友宴会时“较力唱曲，俗语村言，无所不说”，直隶总督桂良“胸中蕴蓄如草芥，口中吐属如市井”，完全丧失治国能力。
四、历史回响：传统帝国的现代困境
嘉道中衰的本质是农耕文明面对工业文明的系统性失败：
技术代差：当英国战舰用蒸汽动力突破虎门炮台时，清军仍依赖冷兵器时代的战术；当西方列强用后膛枪装备军队时，清军火器仍停留在前膛枪阶段。
制度僵化：清政府拒绝改革科举制度，导致人才断层。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已意识到“器不如人”，但整个官僚体系仍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
全球视野缺失：道光帝对英国的认知仅限于“红毛番国”，对工业革命、资本主义扩张等历史趋势毫无察觉。这种封闭性在《南京条约》签订时达到顶点——清政府竟不知香港岛为何物，轻易将其割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