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中国医学史上温病学理论体系形成与完善的关键时期，以叶天士、薛雪、吴鞠通、王士雄为代表的四大名医，通过理论创新与临床实践，突破传统伤寒学说框架，构建了独立于伤寒的温病辨证论治体系。他们的贡献不仅推动了中医学的现代化转型，更深刻影响了后世疫病防治与中医理论发展。
一、叶天士：温病学奠基人，创立卫气营血辨证体系
叶天士（1667—1746），名桂，号香岩，江苏吴县人，出身医学世家。他自幼随父学医，后遍访名师，虚心求教，终成一代宗师。其学术贡献集中于温病学领域，首创“卫气营血辨证”理论，将温病发展过程划分为卫、气、营、血四个阶段，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传变规律，并强调舌诊、验齿等诊断方法在温病辨治中的核心地位。
叶天士的代表作《温热论》系统总结了温病的病因、病机与治法，提出“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的治疗原则，为温病临床提供了标准化操作框架。他擅长治疗时疫、痧痘等急症，是中国最早发现猩红热的医家，其“天医星下凡”的民间美誉，印证了其临床疗效的广泛认可。
二、薛雪：湿热病证治专家，完善三焦辨证体系
薛雪（1681—1770），字生白，号一瓢，江苏吴县人，与叶天士齐名。他早年习儒，后因母患湿热病转而专攻医学，尤擅湿热类疾病的辨治。薛雪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湿热条辨》中，他首次系统阐述湿热病的发病机理、证候演变及治疗原则，提出“湿热交蒸，则蒙蔽上焦；浊邪挟热，则充斥三焦”的病理观，并强调“清热不碍湿，祛湿不助热”的用药原则。
薛雪与叶天士的学术争鸣（如“叶薛之争”）推动了温病学理论的深化。两人虽在学术观点上存在差异，但最终冰释前嫌，共同完善了三焦辨证体系。薛雪将湿热病与三焦定位相结合，为温病辨证提供了更精细的分层框架，其“痈疽无死证”等观点，更体现了中医外科治疗理念的革新。
三、吴鞠通：温病条辨集大成者，构建三焦辨证纲领
吴鞠通（1758—1836），名瑭，字配珩，江苏淮阴人。他因父亲病逝而弃儒从医，潜心研读《黄帝内经》《伤寒论》及叶天士著作，最终著成《温病条辨》。该书以三焦为纲，病名为目，系统总结了温病的辨证论治规律，提出“上焦如雾，非清不开；中焦如沤，非平不安；下焦如渎，非补不通”的治疗原则，并创立银翘散、桑菊饮等经典方剂。
吴鞠通的贡献在于将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与薛雪的三焦辨证有机结合，形成完整的温病辨证体系。他强调“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的用药法则，为温病临床提供了可操作的量化标准。其著作《吴鞠通医案》更以大量案例验证了理论的有效性，使温病学成为独立于伤寒的完整学科。
四、王士雄：霍乱防治先驱，推动温病学社会化应用
王士雄（1808—1868），字孟英，号半痴山人，浙江钱塘人。他生活于瘟疫频发的晚清时期，尤擅治疗霍乱、疟疾等急性传染病。王士雄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提出“温病三纲五常”说，以发热、口渴、汗出为温病基本特征，并据此判断病情轻重；二是揭示霍乱传播与饮水卫生的关联，在《霍乱论》中指出“臭毒”是霍乱传播的主要媒介，强调公共卫生在疫病防治中的重要性。
王士雄的实践推动了温病学从理论向应用的转化。他结合临床经验，改良人痘接种术，提出“水苗法”等更安全的接种方式，为牛痘疫苗的引入奠定了基础。其著作《温热经纬》以“经纬”为喻，将《黄帝内经》《伤寒论》与温病学派理论融会贯通，成为后世温病学教育的经典教材。